谈工资,怎么谈？谁来谈？

“要让跨国大型外企坐在工资协商的谈判桌前，真是太难了”，天津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辛传铭对本刊记者说，“他们认为自己有着先进于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薪酬增长制度，而且职工待遇丰厚，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没必要再与工会谈了。”

“但实际上就算是外企给的工资再高，工会也有参与共决的必要。因为如果工资永远只听资方的，就会在业内各企业间形成一种工资难于增长的 默契 ，从长远看是不利于职工的”，天津一汽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郑启和这样认为。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统计，在开展工资协商的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比没有集体协商企业员工高10%～15%。

工资协商在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推进并不顺利，看似出人意料。“尤其是金融保险类的大型央企特别难弄”，辛传铭深有体会。据本刊记者据了解，目前国有四大银行驻天津的分行，均未开展工资协商。

企业给出的理由是，公司法人不在当地，分公司、分行的行政方只是委托法人，无法形成合法的协商主体。同时，由于总公司进行工资总额限制并执行严格的薪酬体系，分公司缺乏工资协商的自主权。

“这就需要央企总公司首先开展集体协商，并赋予分公司相应的协商权力，这其实并不是天大的难题”，辛传铭说，这主要看央企“愿不愿做”。

在今春全国两会上，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曾与企业界的代表委员激辩国企是否有必要开展集体协商。一些企业老总认为，国企已经代表了工人的利益，没有必要再协商工资。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国企老总的内心想法。

“这样的说法看似合理，实则荒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系许晓军教授说，“在利益主体明晰化的背景下，国企高管已成为掌控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机制的特殊群体。近年来，国企内部收入由管理层单方面决定，利己倾向明显，差距过大已成分配领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只有在其内部开展集体协商，才能改变基层工人的弱势地位。”

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由于资本的控制力较强，且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企业制度不甚规范，也是工资协商的重大难点。在这些企业中暴露出的最突出问题，是工会主席在职业岗位、收入待遇等方面依附于企业。工资协商不是“集体谈判”而更多的是“集体争取”。

“在中小型民企开展协商并不难，难的是谈出好的结果”，辛传铭说，“最低工资标准不是我们(搞协商)的目的，那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底线 ，工会要的是工资劳资共决，效益共创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