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工资,怎么谈？谁来谈？

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在劳资关系的处理原则上强调“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把集体合同制度作为调整劳资关系的途径之一，从而使集体合同制度在特定时期劳资关系的调整中，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当时，国家十分重视运用法律对这项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1949年10月，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

为了使集体合同制度能够在私营企业中顺利推广，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49年11月发布了《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对集体合同的内容、订立集体合同的原则及程序、集体合同的期限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规定。

1950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工会法》也明确规定：“在国营及合作社经营的企业中，工会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参加生产管理并与行政方面订立集体合同之权”，“在私营企业中，工会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与资方缔结集体合同之权”。

在上述立法的推动下，先后有纺织、铁路、电力等产业部门率先推行了集体合同制度。1957年以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工会的地位逐步下降，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随之被忽略，各企业都不再开展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工作。(《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采访整理)

《瞭望》文章：当代工会主席心态录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中国工会作为职工权益的权威维护者，其主业、正业已转为“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在资方的白眼、刁难，甚至是威胁下，仍然活跃着一批令人敬佩的工会主席。他们以强烈的责任心、公正心，用富于智慧和灵活性的方式与资方周旋，推动工资由劳资共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郑启和：不靠斗勇靠斗智

郑启和经常感到手麻。“我颈椎不太好，就常带俩小核桃，随手搓着”，这样的习惯性动作，伴随天津一汽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郑启和，度过了5年的工资集体协商岁月。

身处中日双方各占五成股份的合资企业，党委书记的身份、副厂级待遇，这些都给郑启和在企业内协商工资减少了一些难度。然而即便如此，当《瞭望》新闻周刊记者4月初见到他时，仍能感觉到正处工资协商“热谈月”中的他，身心疲惫。

“最大技术性困难是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