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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者。〔195〕此外，正如此前所述，工人阶级中的保险论者主张，工人间的合作保险有可能使得雇主承担起工人工作事故的成本。这一论证认为，工人联合起来创立互助保险项目，这将让工人提高他们的工资期待，也将使得工人获得与雇主进行工资集体谈判的权力。

第二，如果美国具有命令控制型的监管体制来执行工厂安全措施，那么它与工人合作保险的结合也能有效地处理安全事务与遏制工业事故。〔196〕但在20世纪初年，美国各州的工厂安检体制只能说是彻底的失败。〔197〕工厂安检和安全立法受制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没有威慑力的处罚、执法官员人数不足以及政党分赃的职位充斥着执法机构。威斯康辛州历来具有劳工立法的强大传统，但即便是威斯康辛州也在推行工厂安全监管时经历了类似的困难。〔198〕正因如此，当改革者的目光在1909年转向这个国家的工业事故问题时，很少有人相信工厂安检员能够有效地监管工业安全。〔199〕在州委员会的笔下，工厂安检体制被描绘成"荒谬的"；进步主义者哀叹，优秀检查员本就凤毛麟角，还"在强大雇主的利益驱动下被任意免职"；生产者甚至也承认，安检员装备可怜，他们"根本未能成功地阻止事故的发生"。〔200〕

如果说工厂安全的规制路径是不可行的，那么合作保险能否保持它在美国事故法内的中心地位，这关键在于工人自身是否有能力成为事故预防的主体。但在20世纪的早期，当工业安全辩论中的雇主责任规则与工人赔偿成为新的焦点时，这也预示着美国工厂组织的急剧变化。在弗里德里希·温斯洛·泰勒及其"科学管理"福音的带领下，生产过程组织中的管理专家承担起美国经济的核心角色。与此同时，美国工业的研究者也开始怀疑工人判断事故风险与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每一个人都会忽视自身职业的风险。车厢连接员、建筑材料运输车上的工人或者是电网巡线员，他们都确信自己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职业。"〔201〕因此，当时的人所关注的不再是普通法规则下工人的动机，而是雇主在这些规则下失去了保证工厂安全的激励。〔202〕事实上，到了1910年，甚至在许多合作协会看来，工作事故几乎令他们束手无策。正如合作协会杂志在1911年所指出的，因为工业事故来自于特定工业的危险，也应由这些工业"承担"，所以事故保险"不属于兄弟会保护的范围"。因为由工业承担事故成本会产生让成本最小化的激励，所以雇主最适于"以最小的代价为我们的工人提供保险"。〔203〕

到了1908年和1909年，工人事故保险的动力最终偏离了合作保险协会的轨道。而自1910年以后，合作主义者已经丧失了建立"全国性组织"来提供工人集体保险的机会。合作死亡伤残保险与商业人寿保险的比率也从1895年的137%，下降到1900年的109%，再降到1905年的99%。〔204〕这一数据在1916年急剧下降到41%，其后在1920年下降到23%。〔205〕美国的人均合作保险金额从1910年全盛时的105美元，在调整了战时通货膨胀后，下降到1920年的37美元(参见表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