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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马萨诸塞州完全禁止了到期即付的保险合同。许多合作保险协会抵制住了这些方案的诱惑。但是，这段插曲还是对合作保险协会的公共形象有着无法抹去的影响，即便是那些最为诚实的合作协会也无法幸免。晚至1911年，纽约州劳工部还继续严密监视着移民社区内的地方性兄弟会组织，以"清除"欺骗，保护"真正的兄弟会组织"。〔164〕

既然合作保险协会在20世纪初面临着越积越多的难题，那为何还认为它们代表了在美国事故法的发展中未能走上的可能道路？我们确实难以想象，合作协会的集会所与兄弟会仪式在20世纪还有广泛存在的基础。

理解合作协会之生命力的关键在于，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的社会保险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互助保险协会(以及大量的其他私人机构，包括雇主、工会和同业公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直到今天，社会保险项目还深刻地影响到西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事故赔偿法结构。正如比较事故法中的一项权威研究所指出的，在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求助于诉讼过程"是"既不那么必要，又不那么有利的"；因此，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现代事故法的特征就在于其更加依赖于侵权法诉讼。〔165〕

社会保险项目塑造了其他发达国家的事故法体制，但这些项目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社会保险体制需要一种基础设施，而发展与运作国家官僚设施的要求曾经是--还将继续是--在国家保险的新型体制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而19世纪的互助协会正是在这里发挥了它们的关键作用；工人保险协会的机构给国家的社会保险体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建设基础。

美国的最佳比较对象是英国友联协会的例子。友联协会与美国的兄弟会分享着许多特征；如同美国的合作自助保险体制，友联协会在发生事故、疾病和死亡时会给工人阶级的成员提供救济，但不同于美国的合作保险，友联协会的死亡救济通常只限于丧葬费用。〔166〕在英国的案例中，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型中，友联协会变成了英国社会保险项目的关键奠基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在培养友联协会成为提供疾病、伤残和老龄救济的机构。

事实上，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着眼点就是尽可能限制国家官僚机构的作用，发展自愿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167〕因此，友联协会在1909年与1910年被改造为"特许协会"，英国在1911年通过了《国家保险法》，友联协会即构成了英国的国家健康保险体制的基础。"特许协会"是由成员管理的非营利机构，《国家保险法》向属于"特许协会"的雇佣工人提供疾病、伤残、生育以及医疗救济。〔168〕雇主与雇员依法提交准备金，这笔钱由国家资金补贴后交给特许协会。协会最后向会员提供伤残、疾病和生育救济金。〔169〕需要指出的是，商业保险公司很快也设立了名义上独立的非营利协会，这让它们获得了很大一部分的特许协会资格。但即便如此，英国健康保险体制还是为友联协会提供了进入20世纪的制度角色。到了1930年代末，友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