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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谈判能力，最终带来工资的增加。〔136〕换句话说，工人组织可以要求雇主在工资中赔偿他们在工作时承担的风险，这其实是围绕着侵权法订立契约。编辑的结论当然过于乐观，"因此，让雇主从财政上为受害者的伤亡负责，这早已存在于我们的权力之中"。〔137〕

合作自助保险协会中的合作论者甚至要求把美国社会重构成一个"合作共和国"。在1894年，全国兄弟会联合会的主席内森·波伊顿曾设想把美国经济重构为全体生产者的共同事业。波伊顿问道："如果全国的兄弟救济协会可以成功地合并，那为何这个国家的劳工组织不能吸收、管理与指引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将其从非生产者--古尔特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口袋中掏出来？"事实上，波伊顿指出，通过"合作"，美国的工人阶级将很快能够，拥有、控制和管理铁路、矿山、印刷工厂以及所有的生产企业，而不会产生任何罢工、竞争以及商业的停滞，这正如伟大的兄弟互助体制已经控制了40亿美元的业务，没有劳资双方的冲突，没有罢工、闭厂与联合抵制，它们对业务的控制和管理相当成功。 在我看来，劳资双方的竞争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得到安定 站在我的立场，这何时可以成功地实现只不过是时间问题。〔138〕 如同波伊顿，来自纳什维尔的合作保险论者阿比·兰迪斯也主张，合作保险运动的成功是即将到来的合作经济的先声。兰迪斯在新世纪伊始这样写道："只要经过深思熟虑，没有哪位观察家会把我们目前的工业体制看成是最终的结局。"在兰迪斯看来，"资方和劳方的间歇性斗争"表明现存的经济体制"只是一种暂时的状况"。但是，合作保险协会展示出"资方与劳方可能融合为同一个人，而大型工业可以通过由全体工人选出的官员而得到有效的管理"。兰迪斯质问道："为什么不可能扩展互助合作的原则，完全消灭资本家，永远摆脱他们对劳工的剥削以及因此导致的冲突和骚乱？"〔139〕在托拉斯、银行家与红利股东的国度内，兰迪斯和波伊顿们憧憬着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劳工在其中可以根据他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比例来获取报酬。

工人合作保险之所以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冲突，部分原因在于现实事业的经营需要势必要求合作论者妥协他们的意识形态承诺。正如一家合作组织报刊的评述，合作者永远必须照顾到合作的"两个方面"，"商业的方面与 社会和教育的方面"。〔140〕但是，保险协会的商业性却要求他们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这就是限制他们向共同体中最贫困成员提供救济的能力。

从一开始，合作保险协会就排斥了共同体中最脆弱的那部分人。医师在体检时会问申请者的家族病史和个人病史；如果父母中有一方死于肺结核，这就足以否决申请者的入会申请。〔141〕皇家奥秘协会的体检通常要求申请者向全体医生说明他们的身体状况，同时，申请者还必须放弃他在医患关系中的权利，这不仅让申请者无权拒绝回答自己的医疗情况，也让医生有权在法庭上提供反对申请者的证词。〔142〕虽然这种医疗检查在精算与商业意义上效果良好，但它们实际上把协会的慈悲与友爱限制在共同体中最健康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