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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统一禁止进入这一领域。〔177〕通过禁止低费率竞争者的进入，兄弟会大会希望把新合作保险协会的会员整合进现存的协会。

新会员注入现存的协会可以维持住老会员的低费率。而且，通过现有的协会吸纳所有希望加入合作协会寻求生命与伤残保险的工人，这一制度的确立也将抑制成员在不同风险共同体之间的进进出出所导致的合作协会分化。事实上，统一立法运动可谓是为了"政治体的福利"和"全体国民的福利"创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178〕合作运动中的团体甚至提出设立一个联邦规制机构，它们认为这是重组合作协会和政府间关系的最佳手段。〔179〕到了1908年，有７个州已经制定了统一立法。在1910年和1912年，全国兄弟会大会起草了新的统一立法草案，内容再次规定了最低费率表，还新增了储备金的要求。到了1911年，全国兄弟会大会已经可以声称，有13个州的立法机构已经制订了它所提议的统一立法，〔180〕而到了1919年，40个州已经通过了这项立法。〔181〕

但是，许多保险主义者还在坚持自愿主义的路线，他们在统一立法与进入门槛的问题上分裂了合作保险运动。即便是在兄弟会大会试图通过新的监管来稳定合作保险事业时，许多协会却在积极地反对州对合作保险协会的监管。〔182〕这一立场部分反映了新兴保险协会领导人的私利，限制新协会的发展将威胁到他们的领导地位。〔183〕但是，对监管的反对还反映着保险运动之薄理论中的自愿主义传统，后者试图在保险中寻找对抗政府干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良药。因此，这些分裂联盟反对通过政府立法建设合作保险协会的准公立体制，全国兄弟会大会在对抗他们的过程中经历了反复的困难。〔184〕

但是，仅凭美国合作运动中的自愿传统还不足以解释美国和英国工人合作社走上的不同道路。直到20世纪初年，自愿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英国友联协会的特征。事实上，友联协会反对德国式的社会保险项目，这段故事可谓是英国福利国家发展史上的著名篇章。但是，英国友联协会带来社会保险发展的障碍被下述三项因素所克服：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对社会保险的提倡，其中包括大卫·劳伊德·乔治与温斯顿·丘吉尔；德国模式的干预打破了英国的政策僵局；以及社会保险计划精心构建了吸纳友联协会的方案。〔185〕

西欧经验和美国经验的关键区别在于，在欧洲的社会保险观察者、研究者与政治家的视野中，社会保障的政治与结构中存在着大量问题，而合作协会只是处理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地方性的工人协会为救济项目的执行提供了现成的机构，尤其是工人会员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团结与友爱的规范。

而在美国，直到1910年，社会保险改革中的政治与知识领袖都把精力贯注在工业事故问题上。在西奥多·罗斯福这些政治领袖看来，国家应当干预的社会问题只是工作事故问题，而不包括退休金、失业保险、国家医疗保险这些范围更广泛的社会保险事业。〔186〕正如美国劳工部长在1909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