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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正是关于"工人工作伤残的赔偿方法"的研究吸引了人们对于工人保险体制的注意力。〔187〕

13. 工作事故触动美国领导人和新移民

工作事故成为美国领导人进入社会保险议题的媒介，它的意义在于，虽然工作事故问题激发了美国人关于社会保险的对话，它也限制了合作保险协会作为奠基石的吸引力。因为就在社会保险对话登上美国舞台的时候，两种发展--在美国尤其有力--严重地破坏了合作保险协会处理工业事故问题的机构能力。

首先，在20世纪之交，每年超过百万的新移民大量涌入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工人保险的景象。〔188〕来自南欧与东欧的新移民建立了自己的集体互助保险协会。〔189〕但是，移民社区中许多协会却从未能够给工人或其家庭提供充分的救助。

事实上，随着东欧与南欧移民的加速涌入，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加入到地区性的小型兄弟会，在这些组织中，死亡救济给家庭提供的只限于丧葬费用。合作保险运动中的精英组织，例如那些每年都向州保险专员提交报告的协会，传统上支付的死亡救济是1000美元或2000美元。〔190〕但是，许多互助救济协会提供的金额要小得多。根据温赖特委员会关于纽约州工作事故的研究，纽约州54%的家庭在男性工人事故死亡后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保险救济，但在这些获得保险救济的家庭中，有60%的家庭得到的救济金不超过500美元。〔191〕伊利诺伊州委员会在1918年发现，在芝加哥，虽然五分之四的工人阶级家庭已经为至少一位家庭成员进行了死亡保险，但大多数家庭的保单金额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芝加哥的研究中平均保单金额是419美元。〔192〕在1908年和1909年的匹兹堡，只有四分之一的工人阶级家庭拥有价值超过500美元的工业事故死亡险。〔193〕这些保单确保了支付丧葬开支的资金，但它们所提供的也只是这些。借用芝加哥一位波兰母亲冷酷的语言，在新移民社区中，那些购买保险的工人的逻辑在于"工作、再工作、然后挣钱买下你的坟墓"。〔194〕因此，事故赔偿的合作保险方法在那些最需要它的人们中间却日益力不从心。

其次，在1900年以后的美国，工作经历了在概念上的重新定义与现实中的重新组织，这使得工作事故政策与法律的合作路径日益脱离当时的工业条件。作为一种赔偿工厂事故受害者的机制，合作保险体制具有很多优点；它用最小的行政成本向会员及其家庭提供了确定和即时的赔偿。但是，作为一种鼓励安全与遏制事故的机制，保险协会的功用却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

第一，工人合作保险能否成功，这至少部分取决于工人在事故法体制内是否构成了有效的主体。事实上，19世纪的雇主责任法就建立在这一经常不准确的前提之上，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工业车间的操作，因此是工作事故的最佳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