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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的薄理论把保险视为实现个人道德责任的机制，这一理论在州劳工统计局的官员中间有着众多的拥趸，他们认为合作保险协会让公民认识到自立独立的德性--"节约的智慧、自立的独立以及自治政府的骄傲"。〔114〕与此类似，许多合作组织的会员把保险视为自愿性的机制，通过它来协调个人以应对工业生活的困境。站在这一立场上看，保险允许个人去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保险，这些问题将导致国家功能的不正当扩张。《兄弟会观察》曾在1891年这样宣称："我们认为，正如杂货与纺织品销售并不是政府的职能，保险也无法构成政府的职能。无论是自愿性还是强制性的，政府保险即便是在君主政府的统治下都不能取得成功。"〔115〕

与此相比，合作保险的厚理论提出了关于合作之定义的不同观念，也道出了关于事故危机之意义的不同经验。从劳工骑士团、农业农场主联合会到以爱德华·贝拉米和亨利·乔治为代表的改革家，许多组织与个人都在主张，雇佣劳动日益威胁到美国工人的独立性。而合作则提供了一种生产模式，它既可以保持工人的尊严，又能够根据工人的生产能力将劳动成果返还给生产者。激进劳工宣传册谴责"堕落"与"专制"〔116〕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正是通过这种经济模式"剥夺了"〔117〕劳动者所应得的劳动成果。劳工激进分子提出了"美国合作劳动社会经济"、〔118〕"合作制经济"〔119〕或"普遍的合作"，〔120〕这些体制的希望在于其可以确保工人获得他所创造的财富份额。〔121〕

对这些合作论者来说，工业事故的雇主责任法就证明了企业利润的不平等分配。如果劳动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来源，资本主义的竞争经济就剥夺了工人在生产总量中所应享有的份额，却让工人去承担日益严重的个人伤害与死亡的风险。劳工领袖乔治·迈克尼尔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战士因其在战场上遭受的创伤可以得到抚恤金，但工人却因在和平时期的生活工作中经受的伤害而沦为赤贫。"〔122〕迈克尼尔在工业场所中看到的是，虽然没有那种战场上象征生命毁灭的号角，"这种屠杀却仍在继续"。〔123〕

但直到1860年代末，美国工人中间反抗雇主责任法的组织行动还难得一见。〔124〕在1868年，全国劳联在政治纲领上增加了雇主责任改革的要求。〔125〕到了1880年代，雇主责任法的改革看来已经成为工人组织的一项立法目标，与之一道的还有最高工时立法、土地改革以及劳工密谋法的废止。〔126〕在铁路兄弟会的立法议程中，类似的责任改革也变得重要起来。〔127〕但即便如此，19世纪末的工会在与雇主的集体谈判中，还是很少把工厂安全或雇主对受伤工人的赔偿当作中心议题。〔128〕

劳工运动之所以在这一方面保持一种奇怪的沉默，原因在于19世纪的工人组织发现他们自己在雇主责任议题上陷入了两难困境。工人组织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由和独立。在许多情形中，工人组织成功地维持了工人面对管理权力时的自由和独立。直到19世纪末，美国公司还具有组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