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教案(4)

不是写儿童的，却又是儿童文学作品，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猪八戒。 儿童文学是指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

这说法是几十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但这种说法比较笼统，它只强调了读者对象，但对儿童文学的性质特征都没有提及。如我国古代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作品是作为识字用的基本书，虽是专门为儿童编写的书籍，但它们不具备有文学的一般特性，就不能列入儿童文学的书籍，因它们不具备有文学的一般特性，就不能列入儿文作品之林。况且一些深受儿童喜爱的传统民间文学作品和一些并非专为儿童创作的却是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的作品就被排斥在外了。如经改编的狄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等。

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鲁兵）

这种说法在解放后甚至文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十分流行，但在九十年代后就受到批驳。试想儿童文学若是始终背上教训的包袱，那孩子们读它还有什么快乐而言。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生机勃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张扬了人权、民主和科学，把儿童从几千年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开辟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新纪元。但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儿童文学的先驱们对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建设中国的儿童文学产生了分歧。 进入三四十年代，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中国儿童文学也面临着自身价值功能选择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为了竭力配合“一切革命的斗争”，中国儿童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激进状态参与了历史的进程。战火与血泪交织的现实使儿童文学走向对现实的关怀成为必然。左翼文坛从阶级斗争、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要求儿童文学与整个左翼文学一样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从而将儿童文学纳入了政治轨道。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的基础也由此发生了重大调整，即由“五四”时期倡导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转向了以阶级论为基础的重视教育功能的儿童文学观。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特殊的政治氛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工作者全方位地全盘接受了前苏联突出教化功利的、将儿童文学纳入教育框架的理论。即用“儿童教育观”取代儿童文学观。在特殊的政治氛围和急功近利的功利目的下，儿童文学作家从成人的立场出发，继续用“儿童教育观”取代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甚至也被成人冠以“教育儿童的文学”1[1] 。

三 总结

比较确切的概念见书第4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的一部分，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又是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有自身特点即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艺术价值，又适合儿童阅读欣赏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