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模式；英国ICE(1991版、1998年修订版)采用了以工程师和调解人(Conciliator)为核心的模式；1995年，FIDIC首次将DAB概念引入了其出版的合同条件，并在1995年9月出版的《设计-建造与交钥匙合同条件》中采用了DAB模式；1999年FIDIC出版的系列合同条件中，《施工合同条件》、《生产设备和设计-施工合同条件》、《设计采购施工(EPC)/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均采用了DAB模式；1995年1月，世界银行工程采购招标文件范本开始采用DRB模式，并规定世界银行贷款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工程项目的国际工程合同必须采用DRB模式，2005年世界银行颁布的工程采购招标文件范本采用了类似于DAB的DB(Dispute Board)模式。

Kwok-Wing Chau(1992)认为：调解，是古代中国解决争议最主要的途径，可能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和谐和妥协。调解解决争议可以节约时间和金钱，另外，那些希望在工程本行业解决争议的人们强烈赞成这种方法。因此，调解被认为是这个领域里最具前景的方法。

Sai-On Cheung(1999)认为：按照对抗性和费用递增的顺序排序了最常见的争议解决方式，依次是预防争议(风险分配、伙伴关系)、协商、保持中立的DRB或DAB，无约束力的解决方式(调解)、仲裁、诉讼。

Sai-On Cheung，Henry C. H. Suen和Tsun-Ip Lam(2002)认为：调解是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多数合同的组成部分。然而，最近十年越来越复杂的争议解决条款被写进合同，最典型的是几种替代争议解决方式，然后是仲裁。ADR的基本原则：随着工程项目越来越复杂和快速，争议无法避免。仲裁和诉讼的会导致费用、时间增加和敌对关系，因此，争议替代解决方法在香港迅速发展起来，比如调解、调停、裁决以及其他混合程序。

Sai On Cheung，Tak Wing Yiu Yiu和Sau Fung Yeung(2006)认为：争议的产生和多样性使得工程行业有对抗的性质。争议双方的协商通常是解决争议的第一步。在协商中，争议者的个性影响了他们的行为，从而也影响协商的结果。

Sai On Cheung，Pui Ting Chow和Tak Wing Yiu(2009)认为：在协商的过程中，协商者的策略应该积极响应环境因素。

Edwin H W Chan(2003)认为：处理工程争议的趋势是设计最合适的争议解决机制并写入合同，从而避免争议或者当争议产生的时候快速的解决。除了传统的仲裁之外，还发展了许多新的工程替代争议解决机制(ADR)。大多数工程合同要么使用一种争议解决机制或者将几种机制结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争议解决机制，尤其在国际工程中。对于国际工程中的争议，不仅仅要考虑双方的权利和利益，还要延伸到其他因素比如政治、法律和文化适应性。

Robert A. Rubin，F.ASCE和Bettina V. Quintas(2003)认为：工程替代争议解决方式在美国已经逐渐成为传统诉讼途径之外的主流选择。它在私人建设项目争议中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证明，它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公共工程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应用。公共工程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中运作，公共工程的业主会削减即时是最具希望的ADR的有效性。

K. W. Chau(2007)认为：争议解决中运用敌对的方法会不利于双方和谐关系的维护。现代的仲裁程序在时间和费用上或许和诉讼程序差不多。在过去的十年中，香港政府运用了调解条款作为解决工程争议的手段。作者突出了先调解后仲裁的争议解决方式。讨论了最先进现代调解的程序及其哲学起源。裁决在英国的运用可能意味着另一种解决争议的途径。

Conor Owens(2008)指出：爱尔兰工程行业的争议解决即将随着2007年2月新公共工程合同的引入彻底的变革。传统上，爱尔兰通过运用非正式的渠道和资源解决争议。该作者论述了新的争议处理方式如何运行以及对争议解决的影响。

H. Y. Chong and M. Z. Rosli(2009)认为：ADR不需要完整的法律程序，成为解决争议的主流选择。然而工程行业实际采用ADR的却非常少。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承包商和业主对A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