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9)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对信任度没有什么影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容易受到信任或者相反。这个结果和我们的理论预见并不矛盾。因为根据直觉判断，南方的经济和交易都比北方发达，他们应该比北方人更讲信用，但问题是在一个对商业行为没有一个很好的规范和没有稳定的产权制度的情况下，在短期内，追求商业利益可能比不追求商业利益会带来更多的不守信。

2．人口中官员比例对信任的影响

表4和表5还显示了人口中政府官员的数量、人口密度对信任的影响。人口中官员的比例对信任的影响很复杂。由于人口中的受教育水平和人口中官员的数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69）（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受教育往往是通向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必经途径，而这个途径在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并非人人都可以获得），如果我们用人口中官员数量来替代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作为解释变量，如表5所示，任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如果我们控制教育水平，如表4 所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对信任的影响实际上是负的，也就是说，一个地区人口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越多，该地区更不值得信任，尽管这个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官员的权力过大、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下，一个人群中出的官员越多，政策变化越频繁，市场环境越不确定，因而人们对该地区的信任度越低。这个解释与中国的实际观察是吻合的。

3．市场化、交易的频度和信任

的发展是另外具有显著意义的解释变量。模型的分析表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受到的守信评价的可能性就越高，认为其守信的人就越多。假定一个地区的信任度为10％，那么市场化程度增加一个百分点，信任度将增加5个百分点也即达到15％左右。原因在于，市场化程度越高，交易就越发达，因而根据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信任度也就可能越高。这个道理，正如亚当 斯密很早就提到过，商业发达的社会往往也是讲信用的社会１２。而且，在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中，市场化程度高往往意味着更少的管制和更自由的竞争，这都有利于信任的建立。　

与此市场化指数相关的是城市化程度。因为城市的人口更密集、交易设施更为完善、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所以城市化也提高了人们交易的频率和重复交往的可能性。当然有人会质疑，城市化水平对人们的信任的影响可能甚至为负，因为城市化可能打破了传统社会原有的信誉机制，而现代信任机制却还没有建立。但是本文的结论和Fisman & Khanna (1999)的发现有所不同，我们主张，在象中国这样城市化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城市化带来的对交易的促进作用可能远远超过城市化对信任的负的影响，城市里人们交易的交易成本还是比农村低的多。所以如果用城市化程度代替市场化指数，模型同样是显著的，只不过城市化程度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应的信任度的上升远没有市场化程度那样显著，大约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

表5：信任的解释Ⅱ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0.38(2.26)* 0.21(2.60)* 交通设施（万公里）

2.46(3.14)** 城市化水平（%）

-0.47(-1.36)d 城市化*交通设施

2.4(5.32)** 1.71(4.25)** 密度(千人/平方公里）

0.27(1.53)d 0.53(3.78)** 密度*交通设施(千人*万公里/平方公里)

1.00(1.77)a 1.67(3.55)** 1.39(2.78)** 人口中官员数量

-9.99(-8.43)** -8.70(-11.94)** -7.53(-11.91)** 常数

Adj, R 0.52 0.69 0.62 12

斯密注意到16世纪的荷兰人就比英国人更讲信用，那时荷兰的商业远比英国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