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16)

看到的离婚率是逐步上升的，以前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那么是不是说离婚率的高低可以测度信任水平。这就可能涉及到小柯文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性未必反映一个社会的高信任度。稳定性有可能是在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状态，但这种行为状态未必对您就是好的。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离婚率上升了呢？是因为要素流动性增强了以后，在流动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可选择集增大了。这就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定价的问题，每个人是不是都清楚自己的定价。在这个过程中他会进入一个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他在寻求对自己的定价。在流动性不强的时候，他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而没法给自己定价，这就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信任是伴随着定价的准确性问题的。通过一个博弈的过程把定价的较准确的信息反映出来。定价准确以后每个人在决策的时候面临的不确定性下降了。当流动性增强了以后，假如各个方面的制度设施已经具备了，那么如果能准确定价，信任度就肯定能建立起来。假如我们看到流动性增强以后，信任度并没有相应的增大，那么就肯定是中间有一个环节掉了，可能法律条件还不够，缺少了一个有效的约束条件使我们在定价中不能准确地定价。要素流动性增强了，但还不能准确定价，这是有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信任产生于定价的准确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管制问题。在一个完全的状态下，管制本身对信任是没有任

何影响的。假如每个人都对管制的规则有一个很好的理解，那么对预期的信任度是不产生任何影响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管制的背后就是政府的行为带来的一个不确定性，产生了对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无法定价。在规则里面，有很多潜在的规则，这些潜在的规则，人们是无法去把握的，有就没有办法去正确地决策，这时就增加了另外一个测度指标就是规则的清晰程度。我们可以看一看上市公司的行为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行为和管制有明显的相关性。在我国、上市公司诚信度最低的几个地方也是管制最为多的地方，因此假如我们能找到一个指标从政府行使规则的角度来讨论诚信度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汪新波：我很荣幸为柯荣柱这样高水平的学者做评议。首先我要说这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但我在这里讲几点我认为值得商榷的意见。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逻辑的问题。柯荣柱首先给出了信任的一些文化学、社会学方面的一些概念、定义，然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有信任这个变量的产生。大概的逻辑就是信任由于可重复博弈这样一个原因造成的，而重复博弈的机会又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交通、信息等等因素造成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说可重复博弈性产生了信任。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讨论不请的，比如假如我对他一点都不信任，我就不会和他做生意，我要跟他做生意总是有一点信任基础的，而交易本身又产生更信任的结果，这就象鸡和蛋，如果真要分清是鸡先还是蛋先，这是没有意义的。小柯在解释信任的时候人为地把这个连续变量条件打开了，这就是我提到的他在逻辑上存在的循环论证问题。诺斯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来解释增长是用增长解释增长，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法律上产权制度、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尽管制度变迁的原因也是由效率的改进造成的，但诺斯显然是在用制度解释增长，而不是相反。所以我可能不太同意以重复博弈来解释增长，我更倾向于以信任来解释重复博弈，文化、法律、意识形态这一套东西高于文中所提到的交通和信息等自然条件的变量，或者说制度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另外，有两个小问题，文章的第一段的概括中谈到了信任是独立于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第三种变量，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我更赞赏他刚才提到的几个定义中的一个就是信任本身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或者一种文化遗产，就是说他本身是一种资本，他隶属于物质资本。我们要评价一家上市公司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个评级机构来，等级的差距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