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17)

直接体现在上市公司的级上，就是说信任本身是通过定价来完成的，他并不是独立变量，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资本定价中的一部分，它是和社会其他资本有关联，至于是不是可以独立于人力资本、物力资本的，第三种资本是值得商榷的。还有一个就是样本数据是５０００，这５０００个是否能反映得出这么大的一个结论，是不是足以测度这个一般性的结论，这是一个样本数的问题。　

柯荣柱：　谢谢两位评议人的批评，我先对他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回应。关于周业安的批评，我同

意理解信任跟流动性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象前面我已经提到的，如果一个人足不出户，整天只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的话，他肯定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他会对家人或周围的人有信任，这种情况下的人倾向于信任（伦理学上的而不是经济学上的）。但是，困难就在于我们往往很难在一个测度中把这两种信任分别开来，这是因为每个人在他的生活中，他都会或多或少地把这两种经验混合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离婚率，国外也有人把离婚率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信任度的指标，这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比如说美国社会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没有很剧烈的制度变迁，也即它很稳定。但对中国，这就很难，因为在中国离婚率的上升可能反映了一种制度变迁，而是社会信任变化的一个结果。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地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以后的研究可能可以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们试图通过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测度一个社会的信任度，通过一些更好的数据来映证这一点；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微观的方向。我举一个例子，这可能牵涉到关于信任形成的心理机制。比如说一个骗子利用你对他的信任骗你的钱，然后你每上当一次，你对这个人的怀疑可能就增加一分，但是与此同时你腰包里的钱被骗走了一点，财富也就减少了一点。一个高明的骗子可以在你发现的时候，你的钱刚好被骗完。或者你的钱被骗光了以后，你还没有发现他是一个骗子。用一个经济学的模型来说，高明的骗子必定满足两个条件，就是这个骗子这次从你那里骗走的钱至少不少于这次不行骗而下次一起骗的钱多，或者说还可能从你那里骗到的钱的收益至少不会比这次行骗的多。这样的话，对于一个人的信任也好，对一种信仰的信任也好，也许不能说对一种信仰的信任。假如说是对一种习俗，一种观念的信任，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人的初始的信任，则这种信任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我们可能会看到有很多种文化、观念的变迁，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一种信念的不断修正的过程。我们以前认为国有企业有效，或者有一种什么样的观念。但后来发现过了多少年之后，这个观点就不再流行了，为什么呢？也许就是人们吃一堑长一智。比如人们以前认为政府是最值得信任的，但是美国做了两个非常有名的调查就发现，实际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谎言一个是“亲爱的，我会爱你到永远”；另一个就是“政府会帮你”。就是说你发现人们对一种东西的信任，无论是对人也好还是对一种观念，探究信任怎么改变这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周业安所说的在流动性中通过不断的发生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的修正先前的信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干预也是这样，如果政府政策没有不确定的话，那么政府的信誉就会很好，对政府的信任也就会非常的高。但如果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的话，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就会很低。对政府的信任很低带来的不仅仅是对政府本身信任度的影响。它会产生对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产生影响，因为政府在这个社会中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更何况在中国，政府控制着最多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它的行为对社会所有人的行为都产生影响。这就是说信任跟信息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对于汪新波先生提出的关于鸡和蛋的问题：是基于信任的重复博弈还是基于重复博弈的信任。这个问题的确象鸡和蛋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因为鸡和蛋的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都有诡辩的成分在里边。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解，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说的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有的。比如人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