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11)

以及实施必要的双边和多边惩罚的机制。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根据经济理论的预见，我们可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足够稳定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产权不清，人们就无法也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也无法或不能获得因为守信而获得的长期收益。中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不注重信誉，可能和企业领导是由行政任命，他们的行为和企业的长期利益并没有很大关系有关；而大量的民营企业不讲信誉也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产权没有可靠的保障。长期以来对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使得整个社会缺乏进行长期资本积累的动力。这点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财产权是道德神”，或者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者无恒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个追求商业利益的社会里，没有足够稳定的产权制度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人们追求短期商业利益比不追求商业利益时，对信誉的破坏更大。

第二，有效的交易设施和信息传递系统。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信任机制可能还是通过闲言碎语（Ｍｅｒｒｙ，１９８４）起作用。但在现代社会被称为“匿名社会”，很多交往和交易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传统社会里起作用的信誉机制这时难以发挥；甚至在熟人之间，有关个人的许多信息仍不为别人所知。要弥补这种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危机，需要靠便利的交易设施、发达的信息传递技术以及发达的中介组织。在中国，交通设施对一个地区的信任度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和城市地区。当信任度为10％时，交通设施平均增加一万公里，信任度就会增加10％倍，即到0.11。但需要注意的是，交易设施、信息传递和中介组织的建立并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跟这个社会的制度相关。如果一个社会有很高的信息传递技术，但是却在社会的信息传递上设置很多人为的制度限制，信息披露要经过重重关卡，那么信息传递的效率就受影响甚至信息被严重扭曲，这样的社会，信息技术对信任形成的作用也就大打折扣。同样的，中介组织如果不是由市场自己选择出来，而是由政府出面主持，那么这样的中介组织也可能无助于信任的建立。

第三，规范的政府行为。这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规范政府的政策。和产权对人们的影响类似，规范的政府行为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其二，对政府行为的规范还包括司法的独立性和对行政权力的法定限制。Knack & Keefer (1997)的一项对29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和司法的独立程度和国民的信任高度正相关，对政府的权力限制上升一个点（最高7点），信任度将上升1.5个百分点；司法独立程度上升一个点（最高4点），信任度将上升8个百分点。实际上，由于司法严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了司法不公和司法低效率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契约行为（张维迎，柯荣住，2001），导致了合同的违约率上升15。其三，减少政府的交易活动特别是赢利性交易活动，因为政府作为交易主体，往往没有积极性鉴别真伪从而不利于良好信任的形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建筑市场的混乱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政府作为业主的行为不规范。

第四，更为开放的竞争政策和鼓励私人的自由签约活动。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事前信息的竞争性的披露有利于降低事前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信任的建立。而且，开放竞争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能够让市场自动对不守信者实施惩罚甚至将其淘汰出局，而在封闭和垄断的条件下，这个结果无法实现。同样的，在私人自由签约活动活跃的社会里，信任度往往也高，通过人们的自由选择，信任的价值往往就可以得到体现。而一个缺乏个人签约自由的社会，民间的组织不可能得到发展，个人的信誉价值也无从体现。

总而言之，信任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的基石，但是良好的信任并非仅仅只是一种文

底有多大是值得争议的，这种差异可以被其它因素所解释，如产权、信息等。 15

据国家工商局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每年签订的经济合约大约有20亿份，但每年的履约率只有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