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7)

责任公司和大型企业与信任的相关性较明显（分别为0.69和0.48）。在中国，大型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主导的，在普遍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求助于对政府的信任（因为民间力量更不值得信任），对某个地方的高信任是来自对该地方的政府力量的信任，所以国有经济更强大的地方可以获得更多的信任8关性也很大（0.51），这可能是因为目前小型企业中民营企业占的比例也最大，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对信任的依赖性更强。

信任不仅影响企业的规模及其分布，它也会影响企业的效益，尽管国有企业的规模可以由国家组织建立，但是企业的效益却很难通过国家的直接组织来提高，而良好的信任却有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我们发现，信任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很有关系（0.59）；和国有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很显著（0.67）；和产品销售利润及利润总额之间的相关性也很显著（0.67和0.62）9。

3．信任与私营企业发展速度、平均规模的关系

在信任度高的地区，每百万人口中拥有的私营企业数量明显也多（相关性为0.89），而且私营企业户数、从业人员数量、投资者数量、私营企业户数增长和信任有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在0.63到0.51之间。如果将人均GDP将信任度标准化，则它与私营企业户数相关系数为0.80。

但是一个地区的信任度和私营企业的平均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却可能为负，信任度和私营企业平均每户雇员人数以及投资者数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5和-0.56。这一发现与普遍接受的理论不相符。原因在于，在目前的中国，越是信任度低的地区，私人企业的成长越依赖于政府的特殊关照，而只有那些规模足够大的私人企业才能得到政府的特殊关照（或者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与政府搞好关系，因此，那些信任度低的地区其私人企业的平均规模反而大，尽管其私人经济本身并不发达。

所以一个地区的私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发展对信任来说有双重效应：一种是显示了国家的力量，从而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里赢得了信任；二是，如果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其它类型的企业效率更低，那么在这些国有企业主导但民营企业落后的地区，如果经济不发达，就妨碍了人们对它的信任（信任往往和经济发达程度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和信任的正相关性实际上在中国隐含了这两种相反的效应。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的省份分成四类，一类是私营企业发达同时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人们的信任来自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种种好处，例如浙江、广东等；一类是私营企业虽然不是很发达，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雄厚，经济发达，对这类地区的信任既来自人们心理上对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信任，又来自对经济实力导致的信任，这类地区的信任度应该最高，例如上海、北京等；如果一个地区国有经济强大，但是经济效益差，收入水平低，那么人们对它的信任就仅仅来自对政府的信任；如果经济发展落后，国有企业也不发达，那么这类地区的信任度会最低10。但因为目前很难找到衡量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势力对比的统计指标，能给出的粗略的判断是，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并没有降低人们的信任，如果它的确能够提高人们的收入的话；同样国有企业的发展对信任有助益，直到它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超过人们对它的信赖11。 8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国营企业”这个早在1992年就已经从法律上取消，至少从法律和名义上，已经不存在“国营企业”，但是“国营企业”在实际中并没有消失。在北京的街头（但在南方就很少见），还是到处可以看到“国营**商店的招牌”，甚至胶卷、日用品这些小消费品，商家都特意地搬出“国营”这个招牌（这些招牌1992年以后就根本没有摘过）里，“国营”依然比民营更值得信任，至少在那些商家看来消费者有这样的预期。 9

这可能是因为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也有较大的相关性，例如人均GDP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6。 10

这种判断还可以从以下数据中得到证明：私营企业户数除以GDP也可以表示私营企业在GDP中的贡献和信任的相关性为0.37，比不由GDP控制时的相关性明显要底。 11

事实上，每百万人口中拥有的国有企业数量和信任之间具有更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68；用人均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