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纲要(20)

中国史学史纲要

钱大昕手稿。封面签题：“演易，云花生题”。 此稿未刊入《潜研堂丛书》末有近人王国维跋。钤有“杭州叶氏藏书”、 “景葵秘籍印”。

赵翼与《廿二史札记》

赵翼的治史特点：

(1)注重问题的系统性；

(2)注重比较。

(3)史论较有见识 。

第四节 传统史学理论的总结

当清代乾嘉考据学风披靡一世之时，敢于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而为史学研究另辟蹊径的首推章学诚 。章氏在文史学方面的主要代表作为《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其中《文史通义》对传统史学理论作了系统总结，取得了的成就，通常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同被誉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双璧”，并且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一、章氏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1)针砭时弊，重建合理的史学功能观。

他认为：“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即不但应内具学术价值，还当有益于“世教”，主张学术与经世兼顾的史学功能观。

“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由于当时学术界偏重学术考据而经世精神不彰，故尤应强调学术经世的重要性。这正是他毕生力倡“经世致用”的原因所在。

“史学所以经世 ，非空言著述也”。为此，他坚决反对那种“舍器而求道”的空疏学风，主张“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

章氏主张治学应“严于去伪而慎于治偏”，做到“适当其宜”。这表明他之强调经世 ，目的实在于纠偏，而非不重视考证。

(2)倡导“六经皆史”。

章氏还发挥了明代王阳明、王世贞、李贽等主张的“六经皆史”论。认为古无经史之别，“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甚至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义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

这种“六经皆史”论，本意也许并不在与抬高史学或降低经学的地位，而在于从学术上说明经史同源和强调史学也应起到经学那种“经世 ”的作用，从而使两者在封建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好的互补作用。但从客观上说，不仅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史料搜集范围，还削弱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即儒家经典的“史”性，表明它不但是一种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指南，也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同时，它对当时宋学的“离事言理”和汉学的“离道言学”都是一种批评，突出了儒家所理想中的理论和事实、学术与现实需要相结合的史学研究主张。

(3)建立以“史义”为经脉的史学理论体系。

章氏所谓“史义”，实际上就是指“史识”和治史的指导意识、价值评判标准、分析问题的观点等史学理论，而不是刘知几那种偏重于历史编纂法的史学方法论。

提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意义所归乎！”

(4)独树一帜的“史德”论。

刘知几提出的史家应有才、学、识三长，但章氏认为，仅此还不足以成为良史，说：“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所谓“史德”，简单地说就是“著书者之心术”，这种心术，不光包括了道德观念上的力持公正等品德，还含有史学上的深刻理论意义。

章氏所谓之“史德”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这里所谓的“天人”之际，实际上指的是处理好历史研究中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人”者，史家的主观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