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 心理学报 46卷

可就业能力的大学生。

1.4职业探索在可就业能力与就业绩效关系中

的调节作用

职业探索的调节作用可以从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et al., 2003)和可就业能力关系模型(The Employability-Link Model, Thijssen et al., 2008)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et al., 2003), 个体会投入新资源来获得就业(新资源)。职业探索就是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好就业而投入的一种资源(De Cuyper et al., 2012), 它是大学生可就业能力能否在劳动力市场上被用人单位认可、实现其价值的重要条件。因为,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这种个体资源被劳动力市场认可的程度, 取决于大学生认识自我和把握环境的程度(Ng et al., 2005)。如果大学生对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有更清晰的认识, 对职业及其环境有更全面深入的把握, 他们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可就业能力与自己的职业理想、当前的职业发展进行结合, 从而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 取得更理想的就业。第二, 可就业能力关系模型(Thijssen et al., 2008) 认为, 可就业能力对就业的影响依靠良好的转化条件, 这些转化条件既包括个体自身的因素, 也包括组织方面的情景;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个体方面的转化条件。因此, 个体的职业探索是可就业能力能否发挥其对就业绩效价值的重要调节变量。

在主观就业绩效方面, 首先,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et al., 2003), 如果个体投入更多新的资源, 也就是个体加强自身的职业探索水平, 个体取得就业就有了更多资源基础, 其求职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会更强, 主观就业绩效高。其次, 根据可就业能力关系模型(Thijssen et al., 2008), 当个体情景比较积极, 也就是个体的职业探索水平较高时, 可就业能力与个体主观就业绩效的关系更强。具体来讲, 具有高水平可就业能力的大学生, 如果能更好地进行自我探索以加强自我认识, 并且不断探究职业及其环境, 逐步了解职业和工作的要求, 那么他们就会有更清晰的职业目标、更合适的职业路径、更恰当的求职方法(Werbel, 2000)。这种清晰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必定会大大增强大学生在求职中的积极性, 具有较高的主观就业绩效。当大学生的职业探索水平较低时, 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目标和理想认识不够清晰、对职业及其环境不够了解, 那么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行为具有更多的盲目性(Werbel, 2000), 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主观就业绩效低。所以, 职业探索水平高时,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的关系更强。由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职业探索在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也就是说, 当职业探索水平高时,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的关系比职业探索水平低时更强。

在录用通知书这个客观就业绩效方面,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et al., 2003), 大学生会在自身可就业能力这种资源基础之上, 投入职业探索这种资源, 来获得就业。当大学生的职业探索水平较高时, 大学生通过职业探索, 对自身更加了解, 对就业环境更加把握, 得到更多的就业信息和资源。在可就业能力的一定范围内, 用人单位对其知觉评价与可就业能力正相关(Hogan et al., 2013), 大学生会收到更多的录用通知书, 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呈正向关系。但是, 当大学生的可就业能力很强时, 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其知觉评价会发生“过犹不及效应” (Baron, 1989); 另一方面, 大学生由于较高的职业探索, 对自己、职业及其环境有更清晰的认识(Werbel, 2000), 他们不会对每一次就业机会都进行探索, 只会在自己所认定的范围内进行求职; 也不会接纳所有的录用通知, 只接纳自己认为适合的; 这样收到的录用通知书数量较少。这两方面都使此时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呈负向关系。反之, 当职业探索水平低时, 大学生对自己、职业及其环境了解不够, 盲目求职(Werbel, 2000), 获得用人单位认可的机会较少, 获得的录用通知书较少; 这时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的关系较弱, 甚至没有什么关系。因此, 在职业探索水平较高时,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的倒U型关系更强。由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b：职业探索在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的倒U型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也就是说, 当职业探索水平高时,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倒U型关系比职业探索水平低时更强。

1.5生源地在可就业能力和就业绩效关系中的

调节作用

在职业流动理论中, 向上流动模型理论(up mobility model)中的支持流动模型(sponsored mobility model)认为(Turner, 1960; Ng et al., 2005), 个体的婚姻和性别等个体基本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个体就业的社会支持程度, 影响个体的生涯绩效; 与之类似, 我国大学生的生源地也是影响大学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