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期于海波等: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客观就业绩效：线性与倒U型关系811

业社会支持度的重要因素, 影响其就业绩效。在主观就业绩效方面, 生源地的调节作用可以从社会认同理论(Brewer,2009)及其身份标记观点(identity badge, Ashforth & Kreiner, 1999; Grant, Berg, & Cable, 2013)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 从社会认同理论来看(Brewer, 2009), 由于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计划在城市中求职, 所以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会感受到较强的城乡差异, 这会给他们带来社会认同方面的焦虑。但对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 这种社会认同方面的焦虑不高, 因为他们更为熟悉城市的基本生活模式。因此, 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比较而言, 农村大学生会更加主动地投入到对各种就业机会的探索, 更加积极地准备并参与各种求职活动, 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的关系较强。第二, 从身份标记观点来看(Ashforth & Kreiner, 1999; Grant et al., 2013), 由于生源地有自我表达(self-express)的功能(Brewer, 2009), 是大学生建构自我概念的出发点, 也是大学生自我定位的基础(Grant et al., 2013)。因此大学生会把生源地作为调动自身注意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使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某些个人优点上, 这为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带来不同的心理激励(Baron & Bielby, 1986)。具体来讲, 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会因对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陌生而非常重视对各种就业机会的探索, 尝试不同层次的就业招聘, 集中注意力通过展现自己的综合素质并被用人单位认可取得就业。与之不同, 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因在自己熟悉的城市中求职, 不太重视对各种不同层次就业机会的探索, 只是侧重对某些自身感兴趣、较高层次的就业机会进行尝试。所以, 来自农村大学生的可就业能力与其主观就业绩效的关系更强。由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生源地在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的线性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也就是说, 农村大学生比城市大学生的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的线性关系更强。

在录用通知书这种客观就业绩效方面, 可就业能力归因(Hogan et al., 2013)过程中发生的“过犹不及效应” (Baron, 1989)和身份标记观点(Ashforth & Kreiner,1999; Grant et al., 2013)可以解释城市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数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强。第一, 从可就业能力归因理论(Hogan et al., 2013)及其中的“过犹不及效应” (Baron, 1989)来看, 相对于农村大学生, 用人单位对处于相对就业优势地位的城市大学生的可就业能力的认可, 更容易出现“过犹不及”效应(Baron, 1989)。在用人单位所能接受的一定范围内, 用人单位对可就业能力的评价是积极的, 不会发生“过犹不及”效应(Baron, 1989), 使得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呈正向关系。但超出这个范围, 用人单位对可就业能力“过强”的城市大学生的担心更大。因为那些具有高可就业能力的城市大学生, 由于对城市就业环境比较熟悉, 心理安全感较高, 有更多就业方面的社会支持(Grant et al., 2013), 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相对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在我国人才流动日益增强的劳动力市场形势下, 用人单位很容易对具有高可就业能力的城市大学生产生负面的归因解释和联想; 用人单位会认为其在本单位的工作稳定性不高, 担心其离职(Ferris & Summers, 2013), 甚至做出负面评价(Baron, 1989), 给他们发放的录用通知书数量较少, 使得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呈负向关系。第二, 从身份标记观点来看(Ashforth & Kreiner, 1999; Grant et al., 2013), 城市大学生由于自己来自于城市, 在就业过程中自我定位较高, 这使得城市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对用人单位更加挑剔, 更期望一次就获得最理想的工作, 不会对各种不同层次的招聘活动进行探索, 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些高层次的就业机会(Baron & Bielby, 1986), 结果会收到更少录用通知书, 其“过犹不及效应”更加显著。由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b：生源地在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的倒U型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也就是说, 城市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的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的倒U型关系更强。

综合以上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2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结构的建构和

验证

2.1 预备性研究

预备性研究主要包括文献总结、访谈、开放式问卷、预试四个步骤。第一, 文献总结。对文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