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受苏联影响，试图将新建筑体系与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的折衷式建筑具有突出地位，但现代主义并未被完全排斥。

折衷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始终存在。

这一方面反映出新中国建筑界广泛学习西方现代建筑经验的愿望；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传统建筑文化对吸收现代建筑体系造成的巨大牵制。

现代建筑体系与现代经济和社会体系密切相连，而中国在当时仍处于较低水平和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显然不足以保证现代主义在中国迅速占据上风。

这个过程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工业化和城市化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之后，更高的效率需求使现代建筑体系在中国取得了最终胜利。

50年代至70年代未能确立现代建筑体系的主导地位在后人眼里是非常遗憾的。 但我们不应过于苛求前人。

他们做了他们能做的和该做的，为后来现代建筑体系的胜利积累了正面和负面的大量经验，并以艰苦的努力事实上为现代建筑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和文化的基础。

而且，那一代建筑师所拥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是当代建筑界普遍缺乏的，当代建筑的贫乏与此不无关系。

第三次拿来主义高潮：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持续至今，中国进入又一次以西方为师的高潮时期。 与西方关系的缓和全面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人在与西方隔绝近30年后再次面对西方。 西方的繁荣与富裕再次给中国人留下强烈印象，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建立的自信则受到很大打击。

于是，向西方学习重新确立为不容置疑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正如每次拿来主义甚嚣尘上时必然出现的，疯狂的留学潮成为这个时期建筑界极为突出的现象。

但留学生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则甚至不如上一次高潮中曾扮演过的。

空前拓宽的交流空间使留学生永久性地失去了垄断西方建筑传播渠道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