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体用之争完全不能摆脱建筑风格层面的纠缠，将建筑形式的争论上升到保存国粹、民族存亡的政治高度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自我焦虑和危机感；

也可以看到建筑作为秩序载体和象征这一传统观念的遗留造成的对建筑风格和样式的过度关注。

中国的现代建筑之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建筑的过高要求和片面化理解基础上起步的。 建筑首先是“器”“用”层面的事物，与政治色彩浓郁的体用、道器、本末之争纠缠在一起实在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不断弥漫扩散的民族危机感和对精神图腾失落的焦虑最终使建筑不得不承受“不可承受之重”。

中国建筑界始终存在某种“政治正确”观念。

建筑创作必须承担大量的“政治任务”，这压垮了中国现代建筑，使中国现代建筑失去了关注建筑所能介入的有限现实的真正问题视野。

建筑的职能被无限扩大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建筑的畸形发展。

政治的归政治，建筑的归建筑。

纵然将建筑完全脱离于政治之外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政治之外给予建筑足够的空间却是建筑正常发展必不可少的。

文化自我的寻觅必不可少，但体用之争却是一个伪问题。

第三章：迷失与挣扎

——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建筑

1、现代建筑教育和职业体系的建立

（1）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建立：

中国近代建筑教育的两个主要渠道：1）国内兴办建筑系科；2）留学欧美、日本学习建筑。后者是前者的基础，留学归国的学者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建筑系科。

中国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并非土生土长，而是移植自西方，并与中国文化对建筑的理解混合而形成。早期留学人员的教育背景对中国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形成影响巨大。 因为留学生较多的缘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在中国建筑教育和设计体系的形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