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人在百年屈辱后重拾自信，新生的社会文化充满激情和进取心，新时代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建筑文化体系。

但中国稚嫩的近现代建筑体系还不足以为此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令人满意的答案。 于是，目光不得不再次投向外部，这次的老师是苏联。

第二次拿来主义高潮与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同步，始于20世纪50年代，截止于中苏关系破裂。

与前次高潮不同，援华专家和中国建筑界的自主吸收扮演主要角色。

前次高潮中突出的海外留学现象虽然部分得以延续，但留学归来人员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这部分应归功于学习渠道的拓宽和新中国自主意识的空前提高。

选择苏联不仅因为相近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苏联十月革命后巨大的现代化成就早在五四时期就给中国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二战后苏联的强大更保证了其作为教师的无可置疑的资格。

同时期西方建筑的成就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或许更加辉煌和重要，但当时西方的敌意以及由此采取的对中国封锁策略，加以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长期欺辱后对西方的抵触和不信任心理，使当时的中国建筑界无法选择西方作为学习的对象。

仅就建筑领域而言，选择苏联建筑而不是西方建筑为师还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1）西方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建筑在审美角度上与中国传统建筑美学以及后来形成的折衷主义美学反差太大，接受起来难度太大；

2）新生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建筑形式以表达民族独立的事实和自豪感。

现代建筑的单一性和无差异性与此要求不符，而且，纯西方形态的现代建筑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那段屈辱的历史，不能满足新中国与西方进行区隔以凸显自身独立性的过度补偿心理需求；

3）苏联当时流行的折衷风格为传统建筑元素的融入提供了更多空间，更容易满足创造一种民族建筑形式的需求；

4）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在第一次拿来主义高潮后已经形成一种折衷主义建筑传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折衷主义体系对此有很大影响）。

这一次拿来主义高潮有着坚实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自我自觉意识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