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使此前在建筑创作和西方建筑的解释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意志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更多的人可以给出自己对西方建筑的理解，甚至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选择和吸收原则。 于是，中国建筑界对西方建筑的理解变得五花八门。

单一西方建筑现象、单一对现代建筑的解释对中国建筑界构成决定性影响的现象不再出现。 这造成一定程度的观念混乱，但不妨理解为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它表明一个更加广泛而且成熟的拿来主义的形成。

如果说这个时期的拿来主义仍然有一个主流，那就是现代主义及其衍生体系成为学习的主要对象。

相对应的是：自主创造和寻觅文化自我的愿望在一个时期内变得不再突出。 这种局面直到最近一些年才有所改变。

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由此得到提高的文化自信以及创造新建筑文化的日益迫切的社会需求、西方整体的衰退趋势、尤其是已经逐渐被认识到的西方现代建筑体系的缺陷正催促中国建筑界将目光更多转向中国建筑自身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现代建筑体系从八十年代后迅速超越了与民族风格的竞争。

它的最后胜利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成就的向往和钦佩，但在根本上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深入的压力所致。

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建筑的效率提出严苛的要求，只有现代建筑体系可以满足这种要求。 我们可以将现代建筑在中国的蔓延看作文化殖民主义的又一次胜利。

但问题不仅限于此，这个过程或许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

它源自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的相对落后，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竞争力和文化自信心的不足。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过程早日结束，但也许只有在中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作为一个整体重新获得与中国的国土和人口规模相称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之后，才真正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届时，一种属于中国而受到整个世界尊敬的中国现代建筑文化是必需的和可以期待的。 同期西方建筑的各种现象在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国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