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振 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

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所以在文学翻译上同样实行一条亲苏的政策：凡是苏联出版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二、三流的都可翻译。而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当代作品，则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基本不能翻译。但是，当时的读者并不明显感觉到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翻译的干预和操控，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文学本身的题材相对当时中国的文学作品而言，还是比较丰富的，另一方面加上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和美英法等国的古典作品以及部分现代作品，尤其是属于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如马克·吐温、德莱塞、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还是能翻译出版的；这样，基本上能够满足当时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的需要了。

但是，到了“文革”期间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开始是几乎所有的外国文学作品都不能公开出版发行，进入70年代以后，总算可以翻译出版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了。但是，一方面是这些书籍的品种和发行数量都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操作方式进行的，从确定选题到组织翻译、到最后的发行方式（即所谓的内部发行），等等，无一不处于严密的意识形态的操控之下。

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与当时确定翻译选题时所依据的标准有关的文字材料，但从当时发表的一些有关文章中，包括一些“编者的话”等，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当时的翻译选题决策者所采用的标准：

首先，它为当时中国大陆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服务。当时中国大陆的领导层对国际形势的估价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世界霸权，而中国则自认是第三世界的代表，有责任和义务代表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争霸。鉴于这样的认识，于是《礼节性访问》、《核潜艇闻警出动》、电影剧本《夜晚记事》等苏联作品就被选中翻译出版了，因为在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苏修与美帝争夺非洲、争霸世界以至妄想充当人类‘救世主’的狂妄野心”[2:8-17]。

再如，由于“文革”期间中共与苏共两大共产党反目，当时中共领导层把苏共定位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新沙皇”，于是描写曾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首相兼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哥尔查科夫生平活动的剧本《不受审判的哥尔查科夫》（萨·丹古洛夫著）被翻译出版了，这是因为该剧本所反映的哥尔查科夫“为废除巴黎和约，重新霸占黑海所干的一系列勾当”，是“明目张胆地为老沙皇侵略扩张罪行翻案，为苏修新沙皇争夺世界霸权制造舆论，充分暴露无遗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3:1-7]。另一出剧本《柏林卫戍司令》（瓦·索勃科著）翻译出版的原因也同出一辙：“剧中主角柏扎林上将确有其人，此人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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