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振 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

这些作品里所描写的“特权阶层”一样，从而煽动群众起来打倒这些“特权阶层”，也即“文革”中所说的“走资派”，实质是“四人帮”的政治对手。譬如，在针对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所写的批判文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自画像》中，作者指出，剧本“透露了苏修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现实”，“我们从剧本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高踞劳动群众之上的资产阶级老爷们，另一方面是沦为奴隶的雇佣劳动者；一方面是女厂长及其女儿伊林娜之流那种骄奢淫逸的悠闲生活，另一方面是广大工人疲于奔命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方面是统治集团使用各种‘科学的办法’，穷凶极恶地榨取工人一点一滴的血，另一方面是广大工人被更紧张的劳动压断了腰，以及因‘科技革命’而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加入失业大军。”[7]另一部短篇小说《入党介绍人》的“编者按”则是这样描述这部作品的一个主人公的：“作者笔下的资产阶级分子某工厂厂长鲁胡拉，就是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化身：鲁胡拉徒工出身，在红旗下长大，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一名红色专家。但在资本主义土壤上，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工厂领导权，改变了工厂性质，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头目。他们欺压工人，为非作歹。工厂为油井生产的马达，他可以从后门卖给住别墅的上层人物，也可以据为己有。他在市中心有一栋富丽堂皇的住宅，在纳尔达兰又搞了一幢大庄园式的别墅。室内摆满了漂亮的家具，院中遍地花香，满池金鱼……完全是剥削阶级侈奢淫逸的生活。”

[8]从以上这些大批判文章和刊登在译作前面的“编者按”中，不难窥见当时选择所要翻译的文学作品的意图。

不无必要一提的是，“文革”期间确实也翻译出版了一些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如著名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最后一个夏天》，以及著名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等。但这当然不是因为当时文学翻译的决策者看中了这几本书的艺术价值，而是因为前者所流露的反斯大林倾向和后者所表现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都不见容于当时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它们却可以充当当时中国领导人所宣扬的“苏联已经变修”的论调的证明。就像刊在《白轮船》译文正文前面的一篇大批判文章“在‘善’与‘恶’的背后——代出版前言” 中所写的，“《白轮船》里所描写的，是今天苏修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阿洛斯古尔，我们看到了勃列日涅夫一伙的丑恶嘴脸。通过护林所，我们看到了今天苏修整个社会。毛主席曾经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在苏联，人们虽然找不到自称为资本家的人物，但一切工厂、企业却全由像阿洛斯古尔一类的人物控制着，他们挂着‘经理’、‘厂长’、‘党委书记’的牌子，实际上却完完全全像美国那些大大小小的垄断资本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