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 2009年第2期 （总第75期）

国文艺摘译》（简称《摘译》），主要介绍苏、美、日等国的文艺作品。当然，这本刊物也是属于“内部发行”的。

从以上整理的当时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来看，公开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阿、越、朝等社会主义国家是8种（部），占了第一位，其次是苏联文学，再其次是日本文学。从内部发行的译作数量看，则苏联文学作品占了第一位（24部），其次是日本文学（9种13部），再次是美国文学（5种6部）。从总体上看苏联文学依然占据中国外国文学译介的首位，而在新中国建国后17年间绝少译介的当代日本和美国文学，此时却跃升成为译介的重要对象，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如前所述，所谓的“内部发行”并不始于“文革”。“文革”以前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就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过十数种二战以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包括荒诞派、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等流派的作品，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由于这些译作的封面都设计成黄色的，所以当时对这些书还有一个俗称——“黄皮书”。只是，如果说在“文革”前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翻译作品，除了含有 “供批判用”（这些译作的封面或书名页通常都印有“供批判用”字样）的意思之外，还有一点“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信息或参考”的意思，那么到了“文革”期间，这后一层意思已经完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供批判用”了。更有甚者，“文革”前“供批判用”的还仅仅是所译作品的本身，而到了“文革”期间，所批判的已经不限于所译的作品，也不限于原作中不合中国时宜和趣味的文学表现手法，而是原作所反映、涉及甚至仅仅是从原作引申出来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等内容了。

二、“文革”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

1. 文学翻译家被贬为翻译机器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翻译中，翻译家通常都会具有一定的主体意识，他们对翻译何种外国文学作品、不翻译何种外国文学作品，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譬如鲁迅，尽管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但他几乎没有翻译过日本的文学作品（除了文论），却翻译了大量的受压迫的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因为他觉得这些国家的作品翻译过来对中国读者有警示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在鲁迅身上显然得到了明显的体现。甚至是本人不懂外语的林纾，他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也有自己的选择：他比较喜欢哈葛德的作品，尽管哈葛德在英国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二流作家，但林纾喜欢哈氏作品中紧张曲折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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