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_关于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文(10)

中国比较文学 2009年第2期 （总第75期）

确实曾任柏林卫戍司令，剧本写的好像是‘真人真事’，于是就可以‘借尸还魂’，在这个历史人物的幌子下贩卖（苏修统治集团的）‘新见解’，也就是要歪曲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欧洲各国人民的解放者’，来掩饰它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的行径。”[4]

与此同时，还翻译出版了埃及作家法耶斯·哈拉瓦的剧本《代表团万岁》。这是“文革”期间惟一一部埃及作品的汉译，而之所以当时会想到要翻译这部剧本，就是因为这部剧本一度因苏联的干预而被禁演，但后来因“埃及人民坚持斗争，强烈反对苏修干涉埃及内部事务的霸道行径，……埃及国务委员会遂宣布取消对此剧的禁演令”，“社会帝国主义迫使此剧停演的企图终于遭到了失败，埃及人民取得了一次反对霸权主义的胜利”

[5:1]。从上述引自该译本的“出版说明”中，不难窥见当时有关部门决定翻译出版这部埃及剧本的主观意图。

其次，“文革”期间的文学翻译是非常明确地用来为当时中国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如所周知，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对待“文化大革命”党内外各政治派别还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于是“文革”的领导人，尤其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四人帮”集团把目光瞄准了翻译文学，他们觉得可以利用翻译文学作品来证明他们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要继续革命，否则党就会变“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而当时的苏共领导集团在他们的眼中正好是无产阶级政党“变修”的典型。这样，“文革”期间就翻译出版了特别多的能反映所谓“苏联劳动人民悲惨生活”、“苏共干部专横跋扈、腐化堕落”、以及“苏联青少年一代颓废消沉、追求享乐”的作品，如长篇小说《人世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你到底要什么？》等。譬如，在为两篇苏联短篇小说《费多西娅·伊凡诺芙娜》和《小勺子》所写的“编者的话”中，编者特别强调指出，前者的主人公“为了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当牛做马，承受着极其沉重的体力与精神负担”，后者的主人公“也迫于生活，沦为她的叔叔、某木材仓库经理的雇工”，“劳动群众的这种境遇，在苏联现实生活中触目皆是，而且还要悲惨得多。这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6]以此说明，如果中国不搞“文化大革命”，中国也会出现类似的情景。

最后，其实“文革”中文学翻译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当时掌握着意识形态大权的“四人帮”小集团的帮派利益服务，所以“文革”期间能反映苏联领导干部“化公为私、贪污腐化、盗窃行贿”、享受特权生活的文学作品就翻译得特别多。“四人帮”借这些作品影射他们的政治对手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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