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 2009年第2期 （总第75期）

家一样，残酷地压榨着工人。”“‘善’与‘恶’从来是有阶级内容的。读完《白轮船》，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在作者宣扬的抽象的‘善’与‘恶’的背后，在勃列日涅夫宣扬的和谐的‘共同体’背后，是一幅多么激烈的阶级斗争画图啊！”[9:2]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3. 强制规定读者的接受角度

“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第三个特征是强制性地规定了读者对译作的接受角度，这种赤裸裸的对读者接受外国文学译作的干预，在国际翻译文学界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文革”时期的翻译作品几乎每一篇（部）都会附上一篇或长或短的前言、后记或批判文章，在这些前言、后记或批判文章中，“文革”中文学翻译的操控者们通常都毫不隐讳他们组织翻译并出版该译作的动机。譬如在译自玻利维亚作家奥鲁佩萨所著的《点燃朝霞的人们》一书的“出版说明”中，“说明”的作者直截了当地点明“《点燃朝霞的人们》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宣扬格瓦拉路线的小说”，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就是反映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中所提出的所谓‘游击中心’（或称‘焦点论’）的思想。这种思想所主张的是一条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它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不发动不依靠广大群众，不建立根据地，只依靠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进行流寇式的冒险活动，因此，最后必然遭到失败。”而对于小说把几个人物的活动、思想、对话错乱交织的比较新颖独特的叙述手法， “说明”的作者也同样嗤之以鼻，讥之为“只不过是对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常用的形式主义创作方法的模仿”[10:1-2]。

在有的翻译作品的正文前所附的“编者说明”或批判文章中，出版该译作的组织者对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更是闭口不谈，而是把篇幅全用在对译作内容的所谓“批判”上。他们完全不顾译作的完整内容，而是随心所欲地断章取义、借题发挥，并且让读者也按照他们的方式去阅读和理解译作。譬如，苏联作家拉什金的长篇小说《绝对辨音力》，明明歌颂了女主人公玛丽雅富有爱心的教学方法，反对作品中另一个人物所推行的“军事游戏”式的“教育”，但冠在作品前面用来代替前言的一篇所谓某大学某系三年级师生批判该书的“发言记要”，却硬要说这部作品是在宣扬“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教育”，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德国希特勒纳粹分子曾经竭力推行过的军国主义教育的翻版”。而书中的正面人物女教师玛丽雅的“仁爱、善良”的教育，则被说成是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遮羞布”，她的“仁爱”和“善良”“就是要第三世界人民容忍超级大国的呑噬”

[11:1-12]。这样的结论今天看来完全是匪夷所思的，但在当时言者却振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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