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振 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

节，于是与他的助手一起翻译了比较多的哈氏的作品。至于朱生豪，他的主体选择更是明确：他为了给中华民族争气，所以选择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且立志要尽毕生之力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译成中文。

然而在“文革”期间，翻译家的自主性和对翻译对象的选择权利完全被抹杀和剥夺了。翻译家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没有了选择翻译某部作品或不翻译某部作品的权利，沦为一架任人摆布的翻译机器。翻译家基本上没有署名权，不少译作的译者署名往往是 “某某出版社编译室”，“某某大学某某系工农兵学员”，甚至“上海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连”。译者能署自己真名或笔名的情况很少，有时还要用一个并非出于译者本意的化名。更有甚者，明明是某一个或几个翻译家翻译的作品，却硬要署上“某某学校某某系工农兵学员译”。由于译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翻译的目的又大多出于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考虑，因此“文革”期间文学翻译的质量也就不会很高。但也有例外，因为“文革”中也起用了一批著名的老翻译家，如董鼎山、董乐山、草婴、方平等，这些老翻译家本着他们一贯认真负责的精神，即使身处逆境，而且没有署名权，他们在翻译中仍然一丝不苟，从而使译作具有较高的翻译质量。

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曾对笔者描述过“文革”期间他们是如何进行外国文学翻译的：当时上海无论是出版社系统内的还是社会上的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人员，都被组织成一个所谓的“翻译连”，下放到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从事农村的体力劳动。一天，一位工宣队员拿着一本俄文原版小说书找到草婴先生，要他组织“翻译连”里能从事俄文翻译的人员两个星期就把这本小说翻译出来。这本小说有40万字，但那位工宣队员竟然要求草婴先生负责在两星期的时间里翻译出来，这种要求在今天听来不啻是天方夜谭，但在“文革”那种高压政治气氛下，草婴先生也不敢违抗命令。他只好把“翻译连”里15位能翻译俄文的人员找来，把他们3人一组分成5个小组，然后把那本俄文小说书也一拆为5份，关照每个小组抓紧时间把各自分到的部分阅读一遍，抓住主要情节，3天后一起交流，以便大家对全书的故事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之后，各组就分头进行翻译了。翻译出来的稿子交到草婴先生处，由草婴先生（他拉了任溶溶先生帮忙）负责统稿和定稿。这样，花了17天功夫，总算把那本小说翻译成了中文。这本书就是后来内部出版的苏联长篇小说《人世间》。

事实上，“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第一个特征就表现在压制文学翻译家的主体意识，剥夺他们对文学翻译的选题的选择权利上。“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家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打倒”或“靠边”，对文学翻译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已经被贬为一部纯粹的翻译机器，听凭当时从中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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