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标签，因为它的基本目的是提高全球的公正和平等。⑥ 斯提格利兹确信，全球化在世界上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力量，特别是对穷人来说，只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能极大地改变着它们的政策和行动而使自身变得透明。[7]一些学者已经提出疑问，在全球化的逻辑中是否存在着一些令人信服的原因，有必要缩小政府的规模、缩减社会项目和大大降低劳动力市场中规则。抵制是弱者的武器，在面对压迫的时候使用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法来提高他们实际的和战略的社会性别利益和需求。[21](P227-254)[22][23]实际上，正是得益于全球化使这些抵制变得可能，因为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在地理上分隔各地和文化上孤立一方的团体和国家能够在内部和在各个社会之间建立联系、联盟和网络。

本专辑的几篇研究，特别清楚地展示了在反全球化的抵制运动中妇女的能动性。韦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说明妇女组织如何在本地的伊斯兰背景中开展联合国的《消歧公约》所要求的反歧视工作，从而投入到文化抵制中去。作者们记录了在巴巴多斯、津巴布韦、孟加拉国和菲律宾、加拿大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妇女如何参加到基础广泛的草根运动中，反对超国家组织和各国政府间组织的政策和项目。公民社会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非政府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帮助加强非市场的因素，给国家施压使其承担起责任，保证公民的福祉和基本人权（参见卡拉伽塔的讨论）。在一些社会中，妇女作为行动者已经活跃地参与到公民社会中，投身到各种主动和被动的抵抗之中，反对她们生活中的逆境。她们艰难地寻求她们的集体声音，开展能力建设，获得对资源的控制权和决策权，影响政策制定，要求恢复她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的尊严。与劳工运动和妇女运动、人权组织、环境保护倡导者和社区组织结成合作伙伴，妇女和男性一道去开发有效的策略，在个人、组织和政策三个层面上反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24][25][26]在抵抗的过程中，妇女战略性地赋权了自己和其他人，增进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