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支配权，提高了她们在关于照顾孩子和家庭事务中的谈判权力，提高了她们的自尊。[2][17]另一方面，私有化已经扩展到了家庭方面，改变了妇女在再生产中的角色，使她们的家务工作倍增，她们既要完成在雇主家的劳动，也要承担自己的家务劳动。低报酬的工作没有给妇女赋权，这些妇女为了养家必须要从事额外的外包的工作、转包的工作，或者在家进行生产，这样其他的家庭成员可以帮忙。米尔斯曾断言，私人问题会成为公共问题，[18]与之相反，卡拉伽塔发现从公共问题到私人问题的一种后退。这种趋势是将公共问题（如对儿童和老年人的照顾的公共责任）转变为私人问题，将全球化带来的成本转嫁到个人身上。

结构调整政策的严格实行，本来的设计是为了帮助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它带来了类似的私有化的影响，改变了国家对家庭领域的公共责任，在家庭中妇女不成比例地肩负照顾儿童和老人的成本和负担（参见佩里和沃德，丹尼斯，林迪欧—迈克高文和奥希瑞姆的文章）。事实上，结构调整政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国家并带来了不同的后果，大多数报告记录了结构调整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即使是在同一个大陆，例如阿纳斯塔萨科斯[19](P113-127)发现，与哥斯达黎加相比，结构调整政策对墨西哥产生了更消极的和更长远的后果。克里维澄清，不应把尼日尔和塞内加尔贫困妇女所面临的困境全部归咎于结构调整政策，因为妇女已经处于任人摆布的处境。她们的政府采用的结构调整政策只是使她们的处境更为糟糕。[20](P93-112)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结构调整政策或计划可以成为赋权的工具，而不是削弱权利？

6.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互动及其对男女两性的复杂影响

全球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究竟它对社会变迁能带来什么有利的前景呢？本专辑讨论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理解社会性别和全球化之间关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