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的主权、有限的政府干预、个人自治和经济的自身利益。由这一新自由主义信条驱动的全球化，不断地在社会中和不同社会之间制造不平等，并常常损害民族国家的自治和利益。本专辑中的一些研究集中探讨了民族国家相对于全球化市场力量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各地条件下，对于缓冲全球化的影响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跨国公司作为霸权的公共父权制的一部分，继续使用社会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敏感性”的社会建构来限制人们的选择和某些职业的进入，给女性提供相对于男人来说不平等的报酬，以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

亚洲的金融危机、深陷债务危机之困的拉丁美洲经济、由于殖民主义和再次殖民化而更加恶化的贫困落后的非洲，已经促使许多民族国家根据本地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文化环境适当地采取不同的机制和策略。不平等的地缘政治关系、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一种家庭生存策略的跨国移民，已经制造了没有边界的经济，特别是对那些移民迁出国，例如由于债务和金融危机而麻烦不断的菲律宾。然而，移民的迁入国，如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如卡拉伽塔所讨论的加拿大），通过移民和公民权的政策来保护他们的边界，将移民劳动看作是一个内部的问题，防止外来的干预。在这些条件下，劳工的全球化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机制，它使迁入国维持全球的不平等，以保证其自身的优势地位；同时迁出国处于从属地位，它提供着廉价的流动劳动力，那些流动劳工在接收他们的民族国家中是二等居民。在拉丁美洲，巴巴多斯政府在外部采取了优惠待遇等一定的措施在加勒比共同市场（CARICOM）内的合作伙伴中增加资源提高能力，并且在内部于1993年加入了与雇主及工会共同组成的三方社会伙伴机制，来解决由于引进和发达国家签订的国际贸易协定和国际竞争所带来的不平等而引发的消极影响。

奥希瑞姆指出，与全球其他不发达地区不同，在非洲，全球化与殖民主义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