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为基础来发展策略，去赋权大众，特别是赋权妇女，减少在全球秩序中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提高公正。现存的问题是：在大多数主流的关于发展、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话语中，忽略了妇女，缺少有意义的和系统的方法来全面理解社会性别及其与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的关联。如果我们要改变不平等，减少全球化结果的高昂代价，与实质上会妨碍发展和民主的那些不公正作斗争，那么将妇女和社会性别包括进来就十分重要。需要解决在全球化进程和结果中固有的矛盾和困境，以避免全球化的陷阱和危机。在设置公共政策议程和制订有效的地方、全国和国际的社会变迁策略中将社会性别问题结合进来，是至为关键的。

面对上升中的对全球化的抵制，这一专辑的几篇文章阐明了这一抵制总的说来是社会性别化的。首先，反全球化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有历史踪迹可寻的，在本地，它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基础上的（例如，肯尼亚的矛矛运动和中国晚清的反对外来侵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起义）。一个常见的观念是，反全球化是一个最近发生的现象，特别是在西雅图、魁北克、华盛顿特区、布拉格、热那亚和达沃斯，各个团体联合反对跨国公司和多边机构对全球经济的不断增强的主导地位及其带来的特定政治形势后果。2001年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袭击，不过是反政治全球化运动的集体力量的一次戏剧性爆发，针对的是以美国为象征的发达国家的霸权统治。齐美尔生动地阐释了对全球化的抵抗是如何也被社会性别化的，就霸权的男性特质控制着全球化的过程和跨国公司而论，就右翼极端主义组织中的被置换的男性特质而言，就基地组织这样的团体的挣扎中的边缘化的男性特质而言，从女权主义努力试图挑战这些男性主导的统治而言，对全球化的抵抗都是社会性别化的。拒绝臣服的民族国家和抵抗性的地区组织和这些全球的霸权讨价还价，以解决南方不发达国家的迫切需求和问题。

人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反全球化，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政治的方便而给它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