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但细致比较，也是五花八门，各县不同，各市不同，甚至不同人群也不同(如企业内部，国有企业一套，集体企业一套，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各不相同)，而且标准千差万别(如北京市城市职工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水平为2200多元，新农合今年刚提到150元，相差十几倍)，制度之间不能兼容，没法协调，更没法统一。

(二)目标性问题

以上三大特点的存在，是短期内无法回避、难以解决的问题。尽管这些基本特点会逐渐改变，人均收入会明显增长，城市化率会逐年提升，社会差距会趋于缩小，但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是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我们既不能无视这些基本特点的存在，去设计理想的福利制度，也不能等这些基本特点消除了，再去着手建设社会福利体系；而必须踏踏实实地从这些基本特点出发，不但要建立起好的福利制度，还要通过福利制度的建立，促进人均收入的提高，推动城市化进程，缩小社会差距，这就有极大的难度。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只要增加了福利支出，就一定有助于那些特点的消除，如果制度设计考虑不周，就有可能事与愿违。例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大病住院报销比例低于50％的情况下，贫苦农民依然不能就医，也就不可能在“新农合”中得到财政的医疗补助。结果，财政补助反被较富裕的农民得到了，因为他们交得起住院预付款。这就形成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这难道是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初衷吗？可见，在存在着较大社会差距的情况下，福利制度的设计初衷在实践中会发生扭曲和偏离。

这样，我们就需要提出一个总的目标性问题：在经济总量大、人均收入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三大差距的基本国情下，如何让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