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率低，投资能力强。劳动力廉价，不能也不应长期保持，但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却必须长期保持；政府投资比例大，不应长期保持，但政府负债率低，从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看，无疑是一大长处。例如，韩国、新加坡在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与欧美明显不同——它们的公共债务水平较低，政府投资能力强，经济回升速度快。这与它们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6％左右不无关系。此外，这些国家的公众对福利的依赖程度较低，自立能力较强，就业率高于欧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由此不能得出结论，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低，经济就一定有活力。世界上这一比例低的国家还有很多，它们的经济未必就发展得快。

选择好的福利模式，选择恰当的路径，攸关中国的前途。在目标问题上，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优于日本的地方告诉我们，不要以为只能设定与西方福利模式相同的目标，目标模式本身就可以有区别，要想办法避开或者解决西方福利模式难以避开或解决的问题。在途径问题上，西方模式的三大教训，正是中国的三大优势最容易转化为三大劣势的关键。如果照搬西方模式，不但走不通，还会使优势丧失。

(二)途径性问题

依据已有福利模式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把前面提出的总的目标性问题继续分解为四个途径性问题：

第一，福利模式的适度性问题：怎样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均衡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如何处于一种动态的均衡状态？

第二，怎样明确政府和市场的界限，避开两个极端(政府干预主义和市场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