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主义)？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统统是福利分房，完全没有市场作用；住房商品化以后，政府管得太少，不论穷富，统统去买商品房。这两种倾向说明，在福利政策上明确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也像在经济政策上一样，是一个关键问题。

第三，怎样确定政府、社会和个人的责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教育问题上吃的亏就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本来基础教育主要是政府管，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听说哪个小孩因为家庭困难连小学都上不了。1985年以后，财政陆续就不管了，义务教育让乡、村两级管。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集体经济解体了，义务教育就只能靠父母出钱了，那还能叫义务教育吗？

第四，什么是在福利问题上应该抱持的公平观？以往的福利理论认为，越平等越好，否认差别，认为有差别就是不公平。基于我们的国情，各种差距较大，短期内难以消除，绝对拉平那是“大锅饭”，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因此要找到一种新的公平标准，既不是效率主义，也不是平等主义，实行有差别的公平，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底线公平”，藉此希冀解决四个途径性的问题。

现实途径就在脚下

古允文教授曾形象地称西方福利发展是“走在钢丝上”[5]。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高，城乡差别小，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平衡，它们的福利制度还在空中走钢丝；而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上述特点，归结起来就是不平衡，根本不能在空中走钢丝，否则极容易摔下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这个“地”，就是中国社会和人文的基础——基本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人伦人情以及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