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讲，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完全有能力解决民生问题了，福利模式要从补缺型转变为“适度普惠型”。的确，我国的财政能力已经今非昔比，应该且能够在新的发展阶段，满足人民群众提高生活品质的新期待。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全面，特别是忽略了民生问题的特殊性。民生问题与经济问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后者更依赖经济总量。发展经济，只要经济总量大，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修高速铁路、研制大飞机，上重大项目。民生问题却是更依赖人均收入水平，生活需要是就个人而言的，吃饭、看病、上学，别人都代替不了。而大陆基本经社情况的最大特点，恰恰是经济总量大、人均收入低，大到总量占世界第二，低到人均大约排世界第一百名。经济总量大，固然是一大优势，例如中央财政有较强的转移支付能力，可以解决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因为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口毕竟所占比例不太高，虽然低保金要完全由财政负担，中西部地区甚至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但在经济总量增大的情况下是可以承受的。那么，是否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靠经济总量大得到解决呢？答案是否定的。

福利需求有特殊与普遍之分，现代意义上的福利是人人都需要的，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顺畅的交通，起码的居住空间，都是福利。所以，我们主张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许多福利问题的确是可以靠经济总量大来解决的。但是，养老、医疗等需求是无限的，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家庭和个人的责任。纳入“大福利”框架内的各项社会保险，人均收入水平低，个人缴费能力弱，容易形成对财政的依赖，相应的债务危机的风险就大。比如，自2002年试点以来，在广大农村普遍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各级财政和农民个人的出资比例是4：1(2011年筹资水平是每人每年150元，其中，财政出120元，个人出30元)，基本不具备可积累性，起不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制度自生能力弱，可持续性堪忧。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