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费占12.7％～18％，而社会保障及福利费只占4.3％～9.3％。[7]政府对大众教育的关注极大地提高了韩国的人口素质。

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平均主义“大锅饭”，但要吃上“大锅饭”，必须劳动(挣工分或工资)。现在，如果既有平均主义的福利，又可以不劳而获(对有劳动能力者而言)，那就会极大地助长福利依赖。目前虽然低保水平不高，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了甘愿吃低保、不愿就业的情况。福利模式的可持续性不完全在于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如果机制不对，内在活力降低，即使福利支出占比不高，也可能难以持续，甚至会出现财务危机。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任何福利模式选择都必须正视这一客观趋势；一代代人发展下来，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多元化了。因此，我们要加快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积极应对各种风险。

此外，还有个问题值得思考：社会福利建设怎么适应工业化、城市化？是主动帮助工业化、城市化力量瓦解基础社会结构、割断天然社会联系，还是努力维护它们，使之转型，增强它们的适应能力，同时尽可能发挥它们在新形势下的作用？毕竟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基础性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坚固性和适应能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惊现的一幕就是证明。当时我国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但社会安然无恙，他们哪里去了？他们回到了农村，他们多数在农村还有土地，可依靠家庭维持基本生活，积蓄发展能量，家庭仍是他们最可靠的避风港。

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瓦解家庭、消弱家庭功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就要维护家庭、增强家庭功能，这样，社会才能取得平衡。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