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开始，在农村推行养老保险制度，基础养老金完全由财政负担，现在仅为每人每年660元的标准，财政尚可承受，以后如果持续提高，财政如何负担？基本国情的这一特点，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人均收入居世界一百位左右的国家，能否照搬人均收入居世界前十位的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显然不能。经济总量大、人均收入水平低这个特点，严重制约了我们对福利模式的选择。但我们毕竟经济总量大了，应该担负起解决民生问题的责任。那么，如何在经济总量较大而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情条件下，走出中国特色的民生之路？世界上没有这种现成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创新。

2.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福利需求主要集中在农村，而供给能力主要集中在城市，需求与供给脱节，导致“一国两策”[3]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强的制造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但农村人口仍占大多数，在13亿人口中还有7亿多是农民，这也会严重制约福利模式的选择。工业化使人口迅速集中到城市，原来的家庭和社会的某些联系被割断，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也创造了一种条件，即工资性收入，而且这种收入一般是连续的，只要有工作，这种收入就是可预期的。工资形式恰恰使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成为可能，可以按周、月领工资，就可以定期、定额缴费，费用的征缴和发放就是可计算的；工资形式还使运作成本大大降低，参保人数越多，制度运行的平均成本就越低。而农民的特点却是收入不稳定，而且不连续；到年终才能得到货币收入，不像工资那样形式化，而且收入先入个人腰包，要征缴，就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征缴多少，也很难计算，无法预期，如此一来，制度运行的成本就很高。更何况广大农村民生需求极大，而地方财力特别是农民个人的缴费能力很低。现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遇到这个困难，一年缴一次，可以自愿，根本不能形成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