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找到它们之间的一些内在关联，也许可以更直接地对福利模式的适度与否做出刻画。

(二)福利模式的适应性

中国大陆发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同时也在发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不论是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刻性、身份转变的剧烈性，还是人口流动的规模和职业变动的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大转变的时代，就连本以为确定的西方福利模式都进入了“不确定的年代”，我们要建立相对稳定的福利制度谈何容易。因此关键是要增强它的适应性，适应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职业的变化，适应城市化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身份转变。为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所谓制度刚性问题。

发达国家福利制度之所以发生支付危机，主要是由于制度刚性。而制度刚性主要来自“越界”：一是保基本和非基本的界限，二是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哈耶克曾批评社会主义是“致命的自负”，现在看来，至少在福利问题上，福利国家也是致命的自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高估了财政支付能力，越过了贝弗里奇划定的保基本的红线；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在搞军备竞赛的同时，大搞“福利竞赛”。

汲取已有的经验教训，我们在福利制度改革基础上建立的各项制度，都应明确划分为基础部分和非基础部分，财政保基本。例如，农村养老保险，财政给每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55元，一年660元，这显然只能保障基本生活。高于基本生活保障的养老需求，应该依靠个人积累的养老保险金、一生劳动的积蓄、家庭和儿女尽孝来满足。这里有基本的部分，也有非基本的部分。二者之间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