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cal Risk in Bulgaria》中对新西兰的政府债务管理模式做了分析。他们认为，新西兰等国家是少数几个正式建立了一套政府或有负债核算和报告体系的国家，他们将财政风险纳入了预算管理，从而较好地从源头控制地方债务的膨胀。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则要求国库局在其向议会和公众提交的年度和半年度预算审议草案中包括有关或有风险的报告，具体涉及：1.经济领先指标的变动，如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工资等；2.可量化的事件将带来的财政风险，尽管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时间不确定；3.不可量化的政府承诺所带来的财政风险。Pieter和Bottelier（2001）指出，南非应当将政府可能承担的风险项目分为显性直接、显性或有、隐性直接和隐形或有风险四类，将可能存在的各种类型的风险项目进行清查编目，以使其透明化，否则债务规模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国外对地方债务的研究除上述的成因、影响因素、管理、风险预警理论等主要方面外，近年来，围绕地方政府究竟该不该发债的争论仍然在进行中。地方政府举债可以帮助地方政府获得资金（Rowter, 2001；Adiningsih, 2002，）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The Co-ordinating Economics Minister, Mr. Rizal)认为，地方政府举债是银行借款的有效替代方式，它将不仅仅为融资体制和地方经济提供基础设施，而且将惠及全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当前银行和其他融资机构面临沉重的债务和资本结构调整的情况下。而IMF强烈地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会成为中央政府的或有债务；

三、国内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国内对于地方债务分析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分析，实证分析还比较少。主要的研究集中在地方债务成因、管理及对策、风险和防范、是否给予地方政府发债权、地方政府破产机制研究、对当前中央政府代发地方债的研究等方面。

（一）地方政府债务成因的研究

近年来，已有的研究文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主要有“公共支出说”、“公共选择说”、“体制说”、“综合说”。

1.“公共支出说”。主张者认为地方债是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职责增大的结果，而支出职责的增大又与地方政府机构膨胀、财政税收管理、分配制度以及干部考核任免等制度有关。（徐勇，2000；邓大才，2000；姜安荣，2001；贺雪峰，2001；项继权，2002；谢子平、宋洪远，2005）

2.“公共选择说”，主张者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产生与扩大的深层次的内源性原因主要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改变双方间财权与事权分配现状的“冷淡”，“经济人”理性导致双方都缺乏积极性；地方政府作为“双重代理人”对预算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地方政府在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的设租与寻租行为。（李砚忠，2007。李砚忠、 李军保，2007.郑明怀，2007. 曹丽，2009.）

3.“体制说”。主张者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体制造成的，如经济体制的不完善、非正式预算体制的“软约束”和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的“硬拉动”，地方债务管理及相关法制的不健全等方面。（周业安， 2001；赵树凯， 2004；陈永正、陈家济. 200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院课题组. 2005.时红秀，2005. 张远，2005.芮晔平，2005. 王丽，2009,李东，2009.）

4.综合说。主张者认为地方债务是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低；地方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口失控；地方政府财务管理混乱等多种因素综合而导致的。（丁德章，2002；王敬尧，2004；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