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研究》期末作业答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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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和巩固。如对答案等有疑义，请及时登录学院网站“辅导论坛”栏目，与老师交流探讨！ 标准和目的来写的。陈寅恪先生认为，《长恨歌》详细叙写“燕昵之私”，更虚构出海上仙山一节，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使这一故事更加延长而优美，正是言情文体的特点，也是白居易之所长。所以，陈寅恪先生把《长恨歌》视为一种“文备众体”，“驳杂无实”，要求作者能够表现其“史才、诗笔和议论”的新型的言情文体。

2.尚永亮等人以为，《长恨歌》一诗从“黄埃散漫风萧索”、玄宗逃蜀、杨妃身亡开始，“诗情即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氛围所笼罩”，特别是在最后，作者让“杨妃在缥缈迷离的仙境出现”，让她“成为一个净化了的理想女神”，“赋予她忠于爱情的至善品行”，最后“怀着对美人不幸的深切同情，对美的毁灭的沉重感伤”，让“刻骨的相思变成了不绝的长恨”，这样，唐玄宗、杨贵妃二人的特殊事件才“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参见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四编第七章第三节）这是一种把《长恨歌》当作爱情悲剧来解读的典型观点。

即使我们并不把“重色”视为白居易对唐玄宗的批评（按：《李夫人》一诗中明确地为唐玄宗等宠幸沉溺于女色辩解，说这是“人非木石皆有情”），即使我们并不把“天生丽质”、“回眸一笑百媚生”等描写视为对杨贵妃的批评，那么这样一些诗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欢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总是会被理解成“嬖惑”的。于是那些持爱情说的学者们也不得不说这里有讽喻的意思，只不过又认为这种讽喻并没有贯彻到底。

我们再来看中国古代爱情悲剧的叙事模式，譬如《焦仲卿妻》，民间也叫《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红楼梦》等等，都是以美好、善良的人物与其对立面的矛盾、冲突或斗争为基本线索，组织、设计、安排那些美好、善良的人物受到压制和摧残，并在此压制摧残中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和胜利。在这种悲剧模式中，代表美好、善良一方的人物必须是单一的或纯粹的美好善良，不可以像《长恨歌》中的唐玄宗和杨贵妃那样，带有比较含混或模糊的因素，引起读者又爱又恨的复杂反应。你看，《焦仲卿妻》中的那两口子，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和林黛玉，陆游和唐琬等等，都是单纯的代表美好、善良并值得同情的人物。

此外，中国传统爱情悲剧的结局，或以正面人物以死来抗争丑恶势力，获得精神的永生，如焦仲卿夫妻，梁山伯与祝英台，杜十娘，林黛玉等；或以正面人物对丑恶势力的彻底抛弃（如宝玉的出走）、以对美好善良因素至死不渝的执著（如陆游追悼唐琬的那些诗词），来表达其抗争，这些结局都会突出双方的对立和冲突。压制或迫害愈深，则反抗愈烈；愈不妥协，其悲剧的效果则愈显著。可是在《长恨歌》中，尽管也写了生死揆隔的相思，却没有那种美好善良与丑恶的对立冲突，当然也就没有那种抗争的意味，李、杨这一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知道可以向谁去抗争，其对立面好像变成了他们自己先前的行为，他们好像是在为其先前的错误赎罪或付出代价。这样，他们生死不渝的相思也就绽放不出传统爱情悲剧的绚烂的精神花朵，不能像传统的爱情悲剧那样鼓励人们追求美好和善良，而只能成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式的感叹。 即使把《长恨歌》读作爱情悲剧，我们也看到了它与正统的爱情悲剧的某些重要的背离。

3.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一文中曾对魏晋迄唐，婚姻男女的关系及观念作过精彩的分析。他指出，婚姻和仕途，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士大夫阶级一生得失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下，是以仕宦婚姻为标准的。士大夫仕宦如果得不到“清望之官”，婚姻如果不能攀援高门第者，则其政治地位、社会阶级也因此而降低沦落。唐代政治社会虽不尽同于前代，但终不免受此种风习之影响。所以婚姻和仕宦，仍为士大夫一生成败得失之关键。到了白居易生活的中唐，这两种情况都已在蜕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