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热爱人生，我也看到它是有限度的，因为这个限度，我不会太沉溺于里面，一旦我遇到了挫折、遇到了苦难，我能够跳出来看，不过如此，最后结果是一样的，这一点算不了什么，我能这样看问题，有了超脱的一面很重要，反而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心态，反而不容易被生活打败，反而能够让我继续爱人生，我想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现场提问3：周老师您好，我是广州电台的记者。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我理解，西方的人文观念，它讲的更多是权利，平等、自由等，我们儒家的人文思想讲的更多是义务、规范，比如像仁义忠孝。您觉得在二十一世纪是不是轮到西方社会向东方儒家思想学的时候呢？他们两百多年来解放了人的思想，使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其实这并不利于社会的凝聚，而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却实现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统一，您觉得在二十一世纪是不是已经轮到西方向东方儒家学习了？

周国平：我不认为。

现在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说西方文明遇到了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拯救他们，连我们季老先生也说二十一世纪是东方世纪，我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觉得这种看法没有多少的根据。从你说的角度，为什么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要让位于以义务为本位的文化，这也根本没有道理。其实，这两种文化比较起来，我觉得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是更加的对头。要说社会秩序的问题，其实我认为西方社会很有秩序，比我们更有秩序，社会基础更稳固一些，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有规则，这样的秩序是更好的一种秩序。

这个问题，东西方的争论，我是不太同意这种争论的，东方文化好还是西方文化好，虽然我刚才说了很多西方文化的优点、西方人文文化的优点，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人类社会越往前走，它并不是说越靠近西方文化，或者越靠近东方文化，而是越来越把各民族好的东西，把它融合起来，应该走这样的一个方向。实际上也是这样，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最后的结果，是各个民族好的东西，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现场提问4：周先生您好，我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谢谢您的讲座。在第一部分您谈到了建设法治秩序的问题，以及尊重人的价值的问题，请问在我们中国的这种法制进程里，中国并不缺乏法律，缺乏的是怎样执法的问题，其实社会现象给了大家这样一种视觉感觉，就是我们政府，或者说执法人员，他在这个过程里，他的执法是出现了很多问题的，由此造成了对很多生命价值的漠视，比如说几年前很著名的孙志刚案件，我想在您看来，您觉得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他们应该怎样的去平衡这种执法，还有尊重人的价值，怎么样去看待法治与人性的矛盾？

周国平：首先法律和法治，我觉得是两个概念。一个以人治为本位的社会，也有很多法律，有立法机关制定一些规则、一些法律，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但是这并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