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搞了几百年，但是他们的市场经济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们是有很坚实的基础，什么基础呢？就是他们长期法治的基础，法治社会。法治社会背后是什么基础？就是人文精神。实际上是古希腊以来的人文精神，作为他们市场经济强大的思想背景。我们在这方面是需要补课的，如果这个课不补，我觉得转型是有困难的。

这个问题，我们一百多年前实际上已经遇到，那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做过一次社会转型，那时候也是试图要搞现代化，当时也是困难重重。开始的时候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落后的问题，经济、军事落后，所以老是受欺负，很贫困，受帝国主义的欺负，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去，认为中国主要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问题。但是一个甲午战争，我们强大的海军跟日本比较弱小的海军一打，我们全军覆没，就知道问题不在经济和军事，就开始反思，认为是在制度上，我们制度不行，日本有明治维新，引进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我们没有，我们要改变，要搞君主立宪等，政治体制要改变。

但是政治体制改变也是困难重重，当时的思想家们、学者们，基本上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国民素质太差了。无论是当时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人的公共道德太差，最典型是严复，严复这个人对西方是很了解的，在英国留学两年，后来潜心做翻译事业，把西方他认为一些重要的政治学名著翻译过来，而且很西方人接触非常多，他最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人如果国民素质不改变的话，什么都是空的。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根本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国民的明力，是指国民的生命素质太差，明知，是指国民的智力素质太差，明德，是指国民的道德素质太差，要改变这三项，中国才有希望。严复不主张革命，也不主张急急忙忙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进，因为中国人素质太差了，所以首先要把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他主张缓慢的渐进的改良，他最后比较保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实际上他改变中国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最后还是很失望。

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实际上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真正要建设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这个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同时也要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思想上有一系列的转变，我下面要讲这个问题。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主要是西方的人文精神，作为市场经济，他们民主社会思想根源、思想资源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按照我的理解，其实跟严复讲的很相象。简单的说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这是他们讲的人道主义，在西文里以前我们翻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这是西方长远的传统。 怎么样才算是尊重人的价值呢？人身上有什么价值？我觉得人身上有三个最宝贵的东西。第一是生命，没有生命什么都谈不上，所以生命是一个人身上非常宝贵的价值。第二是头脑，人是有理性的，有思维能力的，这是人优越的地方，动物是没有的。第三是灵魂。头脑和灵魂是不一样的，头脑是思考，去认识外部世界，灵魂是一种追求，一种内心的追求，一种价值上的追求，所以人不光是认识世界，要对付这个世界，然后维持自己的生存，人不仅仅是这样，如果光是这样的话，人还会感觉很不满足的，他有精神追求，要活的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