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丧葬习俗举隅

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

程颐的看法与张载相似,他抨击相墓“专以利后为虑”、“不以奉先为计”,认为墓地固然应当选择,但选择的目的在于避免“五患”,即“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室所夺、不为耕犁所及。”[20]司马光在《书仪》卷7《丧仪三·卜宅兆葬日》中,更是采用归谬法,颇为激烈地反对“殡葬实能致人祸福”之说。他说:

彼阴阳家,谓人所生年、月、日、时,足以定终身禄命。信如此所言,则人之禄命固已定于出生矣。岂因殡葬而可改邪?是二说者,自相矛盾,而世俗两信之,其愚惑可谓甚矣。

司马光还以他家的两个实例作为反证。一个是康定二年(1041)安葬父亲司马池,兄长司马旦主张不看风水,族人交相责备,“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询阴阳？此必不可。”司马旦只得把近村葬师张生作为挡箭牌,其实“自以己意处岁月日时,及圹之浅深广狭。道路所从出,皆取便于事者。”张生不过是“以葬书缘饰之”而已。到元丰七年(1084),司马旦“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司马光“年六十六,忝备侍从。宗族之从仕者二十有三人”。司马光指出:“视他人之谨用葬书,未必胜吾家也。”另一个是元丰五年安葬夫人张氏,“棺成而敛,装办而行,圹成而葬,未尝以一言询阴阳家”,两年来“无他故”。司马光告诫人们:

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21]

北宋后期孔平仲先揭露“今之俗师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福,可以避祸”,接着列举三个东汉时期的例证加以批驳：

吴雄不问葬地,而三世廷尉；赵兴不恤忌讳，而三叶司隶；陈伯敬动则忌禁，而终于被杀。

[22]

南宋文学名家杨万里“素不信风水之说”,并以郭璞为例,证明风水之说不可信。他说:

郭璞精于风水, 宜妙选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孙。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孙卒以衰微，则是其说已不验于其身矣。而后世方且诵其遗书而尊信之，不亦惑乎？

南宋后期罗大经又以宋宁宗朝宰相京镗为例。他说:

京丞相……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是岂因风水而贵哉!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