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丧葬习俗举隅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廷为皇帝、皇后料理丧事，几乎无不做道场。如宋真宗死后，宋仁宗“诏每七日于观音启圣院、开宝寺塔设斋会，中书、枢密院分往行香。”[48]宋英宗高皇后死后,宫中“作小祥道场”，隆报长老作法，宋哲宗“设御幄于旁以听”。[49]宋高宗得知宋徽宗及其郑皇后死于金朝，先“诏诸路州县寺观各建道场七昼夜”，又诏平江（治今江苏苏州）诸佛寺“选僧道三十五人醮祭作佛事”。[50]

宋代做道场，规模大，花销自然也大。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说:

和尚、道士一百个，七日、七夜做道场。

还只是一般情况。贾似道为其母亲做道场，“斋云水千人”，[51]规模更大。如果说这是大官僚做道场，那么民间又如何呢？民间做道场,规模也不小。吴县(今属江苏)宰陈祖安曾感叹: 此费侈，吾贫不能办。[52]

假如随俗，只能破产。无怪乎当时有“伤生以送死”[53]之说。足见，做道场一类的陋俗实在是当时的社会公害。

五、余言

综上所述，这些丧葬习俗往往并不见于礼书，有的甚至遭到礼书谴责、受到法令禁止，可是在民间乃至上层社会都十分流行。两宋时期丧葬陋俗何以泛滥成灾，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就朝廷方面来说，对个别丧葬陋俗虽曾明令禁止，但并未严格执行，如同一纸空文。何况朝廷举办国葬，常常采用丧葬陋俗。如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死后，朝廷责成司天监“广求吉地”，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反对，认为：

国之兴衰在德之美恶，固不系于葬地时日之吉凶也。[54]

可是毫无效果，照看风水不误。朝廷对丧葬陋俗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容忽视。

就民间来说，习俗一旦形成，要加以改变，谈何容易。加之死亡乃人生最大变故，亲友对死者深表怀念实属人之常情，他们难免采用包括陋俗在内的一切方式加以宣泄。司马旦不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