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历史性，更多地显示出异质性，无法承担凝聚社会成员并提供归属感的功能。因此，借助消费进行的自我认同必然是表面化的，商品所提供的符号体系与社会个体并不具有内在的联系，大多是附加上去的，人们脱离了本土社会文化却被卷入一个更广大的抽象符号系统。自我是反思性建构与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栖息于根深叶茂的意义之树上，缺乏归属感的自我认同是不完整、不深刻的。而身体作为消费主义的媒介被对象化、课题化、工具化了，从自然而然的状态里凸显出来，成为反思的对象之一；身体具有了“非我”、异化的特质，与自我疏离开来，它更多地是承担起表现自我的符号性功能，而不是与自我保持自然和谐的关系。

生活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稳定性和确定性。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的领域[9]，人们行动的指南明确而系统，犹如一部索引对应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与困惑，并且随手可得。因此，可以给其中的行动者提供认知上的安全感和确定感，只有消除生活中的无常感之后，社会成员才能获得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本体安全”，这是自我认同的最基本条件。然而，消费主义文化的构成是非连续的、不统一的，各种各样的时尚潮流均呈碎片化状态。因此，在这种文化形成的自我认同亦是表面性的、不完整的、不连贯的，人们在追逐各种潮流的过程中所拼接起来的自我亦是片断化的。人们的自我认同不是在某一稳定的文化体系中完成，而是受控于商品及其符号体系的制造者，无论他们在商品与服务的选择上有多大的自由，其消费风格多么具有个性色彩，他们始终逃脱不了开发商为他们安排好的生活规划。法国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列斐伏尔将现代社会称为“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日常生活的异化导致了人的异化，其异化是通过大众文化、大众传媒，通过对消费的控制实现的[10]。对利益的追逐使得开发商不断开发新的商品和服务去引诱人们的消费，不断激起人们的消费欲望，商品世界成为一个变幻不定的花花世界。人们日常生活的恒常性被打破，身体意义的确定性也被打破，自我认同也要时常经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