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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６／６总第１７８期

的改变，孔子的“仁”在无形中就成了一种情感态度的代名词，同时也被组织进了他的“心论”系统之内。

在中国文化的概念系统里，“脑”是一个知识的世界，“心”则是一个情感情绪感受的世界。显而易见，仅仅在知识的世界里，孟子是找不到那些政治君王讲仁义、行仁政的根据的，倒是当时的法家知识分子是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他们的思想学说的，但那是孟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是与他的政治理想直接冲突的。他依靠的不是知识论，而是情感论，而情感则是一个“心”的问题。我认为，“心”在孟子思想学说中的位置实际上就等同于“仁”在孑Ｌ子思想学说中的位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ｌ副孟子所谓的“存心”，就是在自己的情感情绪的世界里，记住什么、淡化什么以及遗忘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取”的问题，“选择”的问题，信息处理的问题。“取”什么呢？孟子告诉人们，应该“取”仁，“取”礼。经常记住“仁”，就是“仁者”，而“仁者”就会“爱人”；经常记住“礼”，就是“有礼者”，而“有礼者”就会尊敬人。你爱别人、别人就会爱你，你尊敬别人、别人就会尊敬你。这样，一个互相爱、互相尊敬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我认为，这里的这个“存”字，也是非常重要的。假若说孟子实际上用“心”取代了孔子思想学说中的“仁”，那末，这个“存”字，取代的就是孔子思想学说中的“学”。孑Ｌ子面对的是自己的学生，他所希望自己学生的是要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超越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和直接经验的世界，不断地纳入新的知识，新的信息，不断地建构起自己新的知识结构和精神结构，以不断地向“仁”的境界攀登。“学”则是这个过程中须臾不可离的推动力量。但孟子，面对的是一些已经成人的政治君王，他所关心的是他们如何处理情感世界的信息问题。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在他们的直感和直觉的感受中，现实利害的感受是大量的，充满的是利害之心。所以孟子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应该重视自己经验世界中的那些情感感受的问题，而不是主动去“学”什么的问题。

正因为在这些政治君王的内心充满的是利害之心，所以孟子的“存心”并不是要让政治君王“存”其现有之心，而是要“求其放心”。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

“心”、超于“脑”的整体精神概念。假若我们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及其基本特征的角度理解孑Ｌ子思想学说中的“仁”，我们就会知道，“仁”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感情态度，还有一种与当时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迥不相同的知识结构。知识分子不是产生于现实社会的经验世界里，也不是产生于单个人的直感、直觉印象的基础上，这些都参与了它的构成过程，但却不是主要的条件。知识分子产生的主要条件是能够通过阅读文字资料接受更大量的间接知识。这是一个“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脑”的作用是关键的，它不但吸纳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同时也将这些散碎的知识通过“思”而不断使之条理化、不断构成较之其他人更加庞大、更加细密、也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而这个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一个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时空结构。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还有自己的特点。它主要不是在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对社会和历史现象的感受和了解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这些知识，都与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使这些知识在被纳人大脑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心”的感受，伴随着特定的情感和情绪的态度。“尧”和“桀”作为两个概念，是与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点”和“线”这两个概念极为不同的，其差别就在于前者同时也是“心”的概念。是“心”，将这两个并列的名词推到了情感世界的两极，而“ｊ点”和“线”这两个概念却永远处于０度情感的平面上。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知识结构，同时也是一个整体的心灵结构。它不仅仅在知识的层面上改变了人，同时也在心灵的层面上改变了人；不仅改变了人与外部的知性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外部世界的情感关系，甚至也改变了人的直感和直觉的本身。我们现在有个名词是“新新人类”，实际上，孔子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新新人类”的第一个成员。他的这样一个“知识一心灵”结构同时也是一个全新的“心一脑”结构，其整体效应，就是我所说的作为个体人的孔子对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关怀，就是孔子思想学说中的“仁”。所以，我认为，“仁”不仅是一个“心”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脑”的问题，而是“心”、“脑”共同构成而又超于“心”、也超于“脑”的整体精神结构。但到了孟子这里，特别是当他企图用孑Ｌ子的仁义观启发政治君王的觉悟时，因为关注的不是知识分子的培养，也不是那些政治君王新的知识结构的建立，而只是情感趋向和情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