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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牵ｆ）２００６／６总第ｔ７８。期

的集团。这个独立集团的成员从普通民众的自然性的生活中脱离开来，从生产性的劳动中脱离开来，成为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机关。在开始阶段，这个集团成员的人数是很少的，其组织结构也是很简单的，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也不会有很大的距离。但我认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断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使其治下的民众不但没有联合起来将这个凌驾在自我之上的统治集团扼杀在摇篮里，而且默认了抚养这个新生儿的责任和义务。到了传说中的三皇（尧、舜、禹）时代，大概是国家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的时代，国家不但继续在与其它部落的战争中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而且在治理洪水等公共事务中建立起了自己崇高的威望，国家的作用加强了，国家的组织系统也更完整、更严密了。社会也从远古的个人英雄崇拜逐渐转向了国家崇拜。国家集体的力量赋予了尧、舜、禹等帝王和他们的助手们以神奇的色彩，从而将国家权力神圣化、绝对化为不可触犯的天条。国家权威的确立，悄然改变着人与入的关系，上下等级的权力关系在所有与国家政治有联系的范围内逐渐建立起来，下对上的绝对服从不但成为国家的法规，同时也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国家对人的言语行为要求成为感受人、评价人的主要价值尺度，并且在社会上得到扩散和普及。显而易见，夏、商、周三代就是在这种国家权力被神圣化之后建立起来的，但这也导致了国家政治的异化发展趋势。国家产生在人类相互联合、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自然需要中，但其结果却导致了人类的更严重的分裂。国家被神圣化之后，人们在观念上就将包括土地、财产、人民在内的所有事物，都当成了帝王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给政治帝王各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条件，从而也加强了政治帝王无限度地使用国家权力、无限度地聚敛物质财富、无限度地满足自我物质享乐欲望的倾向。这种发展趋势返转来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并将这种矛盾集中在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上。在这种非理性的权力争斗中，一般说来，那些生活上荒淫无度、政治上凶狠残暴的君主因为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而容易丧失自己的政权，而那些能够有限地克制自己、照顾到别人利益的君主则更容易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夏、商两代的政治君王中区分出了圣君和暴君的历史根据。周是从中国西部发展起来的，最终灭掉殷商，建立起一个更加庞

大的封建制国家。周是从外部入侵的一个政治势力，它不但面临着据说是一个暴君的殷纣王，还面临殷的一个贵族集团，所以在灭殷的过程中需要为自己的军事入侵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借口，找到一个安定人心的口号，这就将一个国家的君主同这个国家的臣、民区分开来，并且以对待臣、民的态度作为评价一个君主的价值标准。也就是说，君主的神圣地位开始受到挑战，现实的政治标准进人到中国人的观念中，并成为中国政治理论的萌芽。与此同时，周人将自己的风俗习惯、礼仪形式带人中原，与殷的风俗习惯、礼仪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更加完备的礼乐制度。军事镇压与“制礼作乐”相结合，将周人的政治统治巩固下来，而在和平时期，国家的权威是通过一整套礼乐制度的实施而宣示给民众的，并以此维持着民众对国家的敬畏。周是以分封制的形式进行统治的，这种统治形式既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伦理形式，将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后来儒家知识分子建构自己思想学说的现实基础。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还是在历代政治家的实践活动中自然地演变和发展而来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还未曾对这样一个历史和这样一个历史形成的国家统治进行过整体性的叩问：国家的存在有必要吗？国家的这种存在形式是合理的吗？还有没有一种更好、更合理的国家统治呢？更好、更合理的国家统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周王朝分封制的国家统治形式维持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它在加强了国家表面的统一性的同时，也把政治权力关系普及到全国各个地区的各个社会领域中，使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里都有了一个非生产性的政治统治集团，也把全体民众置于这个集团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国家统治

集团内部，权力不但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同时也是

财富以及所有人生价值的占有形式。这就使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普及到全国各地，而社会民众也被直接或问接地裹挟进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权力争斗之中去。不难看到，这种以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为核心的社会斗争和列国争战，带来了国家政治的全面异化：国家再也不是为民众而存在的，而是民众是为国家而存在的；不是国家是为民众服务的，而是民众是为国家服务的。这种国家关系的根本颠倒，使国家失去了国家的本质，政治失去了政治的本质，君王失去了君王的本质，也使臣、民失去了臣、民的本质。国家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