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记录的或媒体传播的社会知识范围扩大了、信息量增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传承方式也在慢慢地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嬗变，但我们确定地说，今天所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依然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播和传承的产生与发展于农耕文明条件下的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集体的创造。集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口头语言形态的，肢体表演形态的，还是手工技艺形态的，文化空间形态的，都不例外。其原始雏形，都是由某些杰出的社会成员个人创造出来，然后经社会群体在漫长的历史时段里的传播和传承，并在传播和传承中由多人的参与，不断琢磨、切磋、修正、补充、提升，从而形成某个相对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和项目。

在漫长的传播和传承过程中，个人的作用常常被遗忘了，个人的名字常常被历史湮没了，在群体中通行并被社会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镌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某个种类和某个项目上的“著作权人”，是群体，是民众。

鲁迅先生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1]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更进一步指出：“出自英法两国下层人民阶级的新的散文和诗作将会向批判表明，即使没有批判的批判的神圣精神的直接庇佑，下层人民阶级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2]民众的文化与精英的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大率就是社会文化发展与嬗变的一条规律。

这样说，并非是要抹杀杰出人物在传承中的突出作用。相反，杰出的人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传承延续中是有重要作用的，虽然杰出人物的出现和发生作用是带有偶然性的。任何杰出的人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和发展延续中的作用，都是要服从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个基础的，如果社会经济基础没有为其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那他的作用就会无由发挥，甚至在历史发展中无声无息地归于泯灭。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隋唐丝织印染技艺所以发达，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和需求是分不开的。隋炀帝的江都（扬州）之游，随行的船只几千艘，全都用彩锦作船帆，用彩绸为縴索，首尾相衔二百余里，“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如何给丝织和印染技艺的繁盛提供了条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一些丝织和印染项目，很多都可溯源于唐代。如蜀锦织造技艺（[1]366，Ⅷ-16）兴于秦汉，盛于唐宋。《后汉书 公孙述传》：“蜀地沃野千里， 女工之业覆衣天下。”说明当时的蜀锦已经享誉全国。汉代的錦，是一种“经丝彩色显花”的丝织物，纬线只用一色，经线则多至三色以上，由经线显出织物的花纹，故称“经錦”。四川蜀锦现仍保持这种“经錦”的传统织法。如宋锦织造技艺（[1]364，Ⅷ-14），吴国时贵族生活中已大量使用，但到北宋发展到了鼎盛。如蓝夹缬技艺（[3]Ⅷ-5），远在唐代已甚为流行。“因使工镂版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缬。”（《唐语林》）如云锦织造技艺（[1]363，Ⅷ-13），虽然东晋间已在建康设立了锦署，但明代臻于成熟和完善。陶瓷制作技艺的发展也不例外。已经进入国家级名录的景德镇瓷的烧制技艺（[1]357，Ⅷ-7）、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1]358，Ⅷ-8）、龙泉青瓷烧制技艺（[1]359，Ⅷ-9）、磁州窑烧制技艺（[1]360，Ⅷ-10），其肇始时代有先有后，却差不多都在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时代为技艺的臻于成熟与完善提供了发展的契机。[3]这些手工技艺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和民众的精神劳动结晶，因时势（经济和政治）而造就了杰出的百工并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如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