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盛世和开放的政策，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杰出的百工、即使有也不可能把技艺传袭下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毕竟是靠传承者们传承下来的。古代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中，华佗、孙思邈被尊为传统医药行的始祖，鲁班被尊为木石建筑业的祖师，黄道婆被尊为棉纺的祖师，范蠡被尊为制陶业的祖师，杜康被传为造酒业的祖师，刘三姐被传为壮族的歌仙，等等；祖师就是最早的或早期创始者或传人。在这些有文献可稽的著名“非遗”传承人外，其他，传说中也还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如养蚕技艺的祖师马头娘，铸造技艺的祖师李老君，制盐技艺的祖师葛洪，造纸技艺的祖师蔡伦，制笔技艺的祖师蒙恬，玉器制造技艺的祖师邱长春，席箅编制技艺的祖师张班，等等。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几大名绣，其近古传人也大多是有名有姓的。如顾绣，明代的代表人物是顾寿潜妻韩希孟，清代起奉顾儒、顾世为祖师。苏绣，清代最著名的传人为裘曰修之母王氏、蒋溥妻王氏、于氏、卢元素、丁佩、倪仁吉、沈寿、华璂。粤绣，以眉娘（神姑）为祖师。湘绣，第一位开创湘绣作坊的是清人胡莲仙。[4]雕漆技艺，文献留下来的著名传承人，如元代的张成、杨茂，明代的黄成、杨明。笔者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古村落》中写道：“杨茂是元代著名的髹漆艺人，浙江嘉兴西塘人。故宫藏有一件元代杨茂‘剔红花卉尊’，他的雕漆技术对明代髹漆工艺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件‘剔红花卉尊’是他的漆器中的传世精品，尊高9.6厘米，口径12.8厘米。器为撇口，径稍短，腹部凸圆，下有矮圈足。尊的口内、外部通体均以红漆雕饰，雕刻着各种花卉纹饰，有菊花、山茶、秋葵、百合等花，纹饰雕刻得非常精致细腻，剔刻的刀法娴熟，不露刀锋。雕出的纹饰流畅而且圆润光滑，表现的花纹以写实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各种花卉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画面。花间黄漆素地，底部髹漆褐色，左侧有用针刻划的“杨茂造”三字款。由于西塘造就了张成、杨茂的漆调工艺，使嘉兴（所属的嘉善）而成为元末明初漆雕工艺的两大流派的发源地之一。研究者认为，从张成、杨茂等漆调工匠起，一直到明嘉靖时《髹饰录》的作者黄成和明末的杨清仲，都属于这一系统，永乐时代的张德刚、包亮，也是这一派。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丰润浑厚的风格及多样的题材。”[5]历史上，为某一行业的技艺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毕竟穿过历史的重重迷雾，或通过文献、或通过传说，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为后人所景仰，而更多的传承人，则在漫长的历史途程中被湮没无闻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在传递过程中必然发生嬗变，即扬弃一些不再适合时代的东西，吸纳一些新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远处在嬗变中，是“活”态的，“变”是常数，而不僵死的。在这种嬗变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那些没有留下名字来的传承者群体和个人。对于个人传承者来说，他既能从前人（师傅）那里习得而精巧、而全面，在他手中，又有所创新或发明，在前人所传授的知识或技能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使传承的知识或技艺因创新和发明而有所增益。对于群体（族群或社区）传承者来说，虽然在起始阶段上，非物质文化的某些事象是由个别人所创始，但这些事象一般都是群体的生命诉求（如民间信仰），于是，一旦被创造出来，便在群体（族群或社区）中得到很快的传播和广泛的认同，并进入集体的“再创造”的过程，逐渐成为群体的集体潜意识行为，而始创者则被淹没在群体之中，变成群体传承了。

有学者提出，要拓宽传承方式，建立或承认单位或团体传承方式。全国人大教科文卫文化室的朱兵著文说：“应当积极拓宽传承方式，传承人的概念不仅仅